可预防的COVID分娩创伤

伦敦—“孩子死了。我们无能为力。”孕妇雅斯梅丽丝·卡萨诺瓦（Yasmelis Casanova）历尽千辛万苦，穿过多个COVID-19检查点，来到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医院后听到的是这些令人崩溃的话语。她出血多个小时而不得治疗。当第二家医院的医生终于给她动手术时，在未经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切除了她的卵巢。然后，她在那里度过了20天，几乎完全是一个人，因为COVID-19的限制，探访被禁止。

委内瑞拉的医疗基础设施在疫情来临前便已经摇摇欲坠，但COVID-19危机让它彻底崩溃。许多发生产科紧急情况的妇女难以入院，更不用说得到充分的治疗。但这样的失败情景远不止于委内瑞拉，不管在富国还是穷国都是层出不穷。

上个月，开放民主组织（openDemocracy）发布了关于COVID-19疫情期间产妇治疗情况全球调查的结果。在45个国家——从加拿大到喀麦隆，从英国到厄瓜多尔——我们发现医生和律师所描述的“令人震惊”和“毫无必要”的违反法律和世界卫生组织指南的情况。这些法律和指南原本是为了在疫情期间保护妇女和婴儿。

比如，世卫组织的COVID-19专项指南指出，妇女应该可以选择一人陪同分娩。但是，在欧亚和拉丁美洲——其中至少包括15个欧洲国家——妇女被迫在没有陪伴的情况下分娩。

类似地，世卫组织主张只在有医学必要或在妇女同意的情况才应该实施剖腹产。但在11个国家，有妇女报告她们没有同意剖腹产、催产和外阴切开术，或者并不认为有医学上的必要性这样做，但却做了这些手术。

世卫组织指南还指出，妇女应该受到母乳喂养支持以及和新生儿贴身接触的机会。但至少15个国家的妇女被迫与新生儿分离——其中包括至少六个欧洲国家——至少七个国家的妇女被阻止母乳喂养，尽管没有证据表明COVID-19能够通过母乳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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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和医学专家都同意：所有这些都不是预防COVID-19的必要条件。

类似地，非洲已报告多起孕妇死亡，原因是交通和其他封锁限制阻止了妇女进入医院。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妇女被迫在不卫生和不安全的条件下分娩。现在，专家警告，在仅仅六个月的时间里，COVID-19限制和医疗服务干扰可能造成中低收入国家多达56,700起额外的产妇死亡。

如果说这还不足以暴露当前COVID-19预防措施的缺点，请考虑一下这些措施落实（和取消）情况的分布不匀。在英格兰局部，妇女现在已可以结伴去酒吧，但却不能预约分娩。

这体现了历史悠久的决定了疫疗和其他服务普及度的“邮编彩票”，从体外受精诊所到家庭暴力收容所无所不包。这也符合更广泛的全球性妇女权利和需求降级的趋势，包括分娩服务。仅仅在去年，一项世卫组织领导的研究报告说，研究者在加纳、几内亚、缅甸和尼日利亚所采访的42%的妇女表示，她们在医疗机构分娩时经历过身体或语言暴力、侮辱或歧视。

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通过了禁止在未经知情同意情况下进行剖腹产等手术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很少得到执行，倡导者报告当局和医护人员已将这些分娩暴力常态化。

事实上，早在疫情之前，拉丁美洲40%的婴儿为剖腹产分娩，尽管这种方式对母亲和婴儿的风险更高。世卫组织建议的剖腹产率约为15%，并强调剖腹产应该只在有医学必要性的情况下进行。

此外，大部分非洲国家已经距离到2030年降低产妇和婴儿死亡的目标越来越远，而这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之一。乌干达母婴健康为员婕斯卡·恩松瓦·萨比蒂（Jesca Nsungwa Sabiiti）指出，疫情可能进一步推迟目标的实现。

但COVID-19可能阻碍进步，也可能刺激变革，迫使政府和公民社会反思我们的卫生系统、经济和社会如何组织。到目前为止，讨论——特别是决策者之间的讨论——总狭隘地集中在短期方案。如果我们想要建设许多领导人所倡导的“平等、柔韧、可持续的”COVID-19后世界，就必须采取更加宏大的公共卫生意义愿景。

比如，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必须得到落实和执行。卫生机构和其他机构必须调查违法行为，问责医药提供商。政府和出资人必须将更多资源用于支持问题领域，如产妇健康等，以及落实基于权利的医学训练和跨境服务方法。

问题绝不仅限于直接疫疗。如今，妇女可能因为流产而被羁押（如萨尔瓦多），或因为分娩后不支付医药费而被逮捕（如肯尼亚）。结构性不平等和基于性别、种族、阶级、残疾等方面的歧视仍在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富国和穷国都是如此。所有这些失败都阻碍了公共健康。

还有太多在疫情期间分娩的妇女感受了孤独、恐惧和创伤。在开放民主组织的调查中，一位意大利妇女表示她希望决策者和医药提供者能从她以及向她这样的人的遭遇中汲取教训，让其他妇女不必重蹈覆辙。我们要确保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欠她们的。

开放民主组织在继续跟踪全球妇女分娩期间的权利侵犯现象。在这里浏览全景并提交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