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产妇死亡率大退步

纽约—根据包括由我担任执行主任的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在内的联合国孕产妇死亡率估算机构间小组（United Nations Maternal Mortality Estimation Inter-Agency Group）的最新数据，2020年估计有28.7万名妇女死于妊娠期、分娩中或分娩后不久。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2004年印度洋海啸或2010年海地地震的死亡人数，它们是现代历史上最致命的两次自然灾害。

如此规模的人道灾难通常会有好几个星期的新闻报导，公众的大量支持以及采取紧急行动的呼吁。然而，每年死于分娩的妇女人数惊人，在很大程度上却仍然是一场无声的危机。更令人担忧的是，该小组发现， 减少孕产妇死亡的进展陷入了停滞。

我们中有多少人知道有人在怀孕或分娩期间死亡或接近死亡？也无处不在在的痛苦是问题的一部分——孕产妇死亡好像不可避免。但从长远看，绝大多数孕产妇死亡可以通过花不了多少钱的简单干预措施来预防 。

降低全球孕产妇死亡率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是 投资于以基于社区的护理， 包括教育和部署助产士。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幅增加劳动力——世界目前 面临 90万名助产士的短缺——并反对贬低以女性为主的领域贡献的顽固性别范式。

减少为数庞大的意外怀孕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另一个关键措施。 UNFPA的研究表明，近一半的怀孕是意外怀孕，60%以上的意外怀孕以流产告终，而估计有45%的流产为不安全流产，成为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政策制定者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增加获得优质避孕手段的机会，改善全面性教育，保护妇女决定是否、何时以及与谁一起生孩子的权利。

世界各国领导人在拯救妇女生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00年，各国政府同意了千年发展目标，旨在到2015年将全球孕产妇死亡率降低75%。在此期间，死亡人数减少了44%，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成就，即使最终没有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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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伴随着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再次承诺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这次的目标是到2030年降至每10万活产死亡70例以下。但八年过去了，我们离实现这一目标还相去甚远，进展则停滞不前。事实上，自2016年以来，有两个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有所上升——欧洲和北美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而截止到2020年的估计数字并未考虑到新冠大流行对卫生系统的全部影响。

造成这种停滞的一个因素在解决产妇保健服务方面持续存在的种族和族裔差异问题上方面投资不足。例如，在美国，2021 年黑人女性的孕产妇死亡率是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的 2.6 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非洲人后裔社区也存在类似差距。

以基于社区的整体护理方针对于消除这些差异至关重要。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在哈莱姆（Harlem）担任儿科医生和艾滋病毒研究员，当时快克可卡因（crack cocaine）和艾滋病正在摧毁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患者和社区。很明显，如果不了解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和孩子母亲面临的挑战，我就无法治疗孩子。我遇到的母亲和孕妇的医疗需求与她们社会需求的紧迫性相比往往相形见绌，这凸显了治疗整个人（the whole person）的重要性。

尽管全球层面，孕产妇死亡率问题进展停滞不前，但仍有一些希望的曙光。例如，尼泊尔在2000  年至2015年期间将孕产妇死亡率减半，2015年至2020年期间又降低了近三分之一。在此期间，政府将医疗支出翻了一番，使堕胎合法化，并免费提供产妇护理。

同样，自1935年以来，斯里兰卡至少每12年就可以将孕产妇死亡率减半，主要是因为卫生系统向全体人口提供免费服务，以及熟练助产士人数急剧增加，目前助产士节接生率达到了97%，而1940年为30%。

最新孕产妇死亡率揭示了忽视拯救生命的解决方案所造成的损害，但有一种方法可以结束这种不必要的痛苦。建设助产能力并确保平等获得高质量的性和生殖保健，将大大有助于改善母亲和孕妇的健康结果。

但要重回正轨，政府、社区和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需要恢复紧迫感，为这些干预措施提供充足的资金，创造有利的法律和社会环境。我们知道为什么仍有妇女死于分娩的原因。冷漠不应该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