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的数字桥梁

约翰内斯堡—新冠危机带来了无穷的破坏，但也孕育着一线希望：它暴露了重要的政策失误——首先便是全球20亿工人缺乏社会保障。但是，要解决这一失败，需要的不仅仅是社会项目；还要求政府填补数字鸿沟。

疫情期间，支持"失踪的中间人"——被排除在标准的就业相关社会保障之外，同时往往又没有资格参加针对赤贫者的社会项目的非正式工人——的社会项目严重依赖数字技术。 注册用智能手机进行。政府使用数字识别系统对受益人进行核实。付款落在电子钱包里。

这种值得欢迎的使用数字技术用途简化了程序，使工人在申请或领取福利时能够避免面对面互动。但这种方法也意味着一个明显的风险：排斥了那些站在数字鸿沟的错误一边的人。

约翰内斯堡废品回收人的经验很有启发性。南非政府为疫情期间无法获得其他形式的政府支助的成年人引入了社会困难救济现金补助，申请可通过网站表格、电子邮件、WhatsApp或非结构化补充数据（Unstructured Supplementary Data）代码提交。

这保证了效率，但也使许多废品回收人无法申请。非洲回收者组织（ARO）的活跃分子史蒂文·利乌（Steven Leeuw）说，“我的同行90%没有手机。即使有，也往往很旧，根本用不了，或者他们没有钱换数据，货找不到免费WiFi。”

幸运的是，ARO 介入帮助会员申请。这不仅意味着填写和提交申请，而且意味着在最初申请被拒绝时采取其他管理步骤。利乌表示，“如果（南非社会保障局）派官员到我们的工作场所帮助人们签字申请，那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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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也有类似的故事。在墨西哥城， 面向非受薪工人提供的现金补助，最初只能通过在线申请获得。“我去了三次网吧扫描文件和发送电子邮件，”一位工人说，“那些不识字的人， 和那些去不起网吧的人怎么办呢？”在工人组织抗议之后，政府增加了人工申请选项。

同样，在德里，非正式工人被在普拉丹曼特里街供应商（Pradhan Mantri Street Vendor）的SVANidhi计划的数字申请弄得焦头烂额——这是一个旨在支持街头小贩的政府贷款计划。申请不仅只能在线进行，也没有白话印度语版本，并且网站还经常崩溃。

此外，一开始，申请人被要求持有与移动电话号码相连的 Aadhar 卡 （一种与生物特征和人口统计数据相关的数字身份证），这造成了许多其他问题。德里非正式就业妇女协调员沙利尼·辛哈（Shalini Sinha）表示：“并非所有工人都有Aadhar卡。或者，如果他们是外来务工人员，卡可能留在了村里，因此他们可能没有相同的手机号码，必须很麻烦地将新号码与卡关联起来。”

这些并非孤立的事件或精心挑选的趣闻。 时任联合国极端贫困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阿尔斯顿（Philip Alston）的一份2019年报告发现，福利数字化往往导致"总体福利预算的大幅削减，受益人群变窄，[以及]一些服务的取消"。事实上，阿尔斯顿警告说，数字福利系统经常"惩罚较贫穷的阶层"。例如，使用不受限制的数据匹配来揭露和惩罚福利受益人记录中的"最轻微的违规行为"有时会导致申请关键服务被拒。

技术解决方案不能作为削减预算和将责任从国家转移到为穷人服务的基层组织的一种手段。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福利计划的政府还也必须确保这些方案所在的体系和制度的公平性。

首先，政府投资于数字转型（包括向私营部门提供大量资金）时，也必须支持基层组织的工作，这些组织提供最重要的最后一英里服务，将 人们与 他们的福利联系起来。就目前情况而言，全球南方很少有基层组织 能够筹集到 维持其工作所需的金融资源。

此外，各国政府必须建立与这些组织进行有意义的协商的机制，以便设计出满足目标群体需要的方案，监测和评估进展情况，并作出必要的改变。一线的官僚工作者，例如社工和登记官员，亦需要 更大的支持，包括在某些情况下扩大他们的队伍。

当然，缩小数字鸿沟也应该是一项高度重点工作。这意味着扩大数字技术（包括移动电话和宽带互联网）普及，并确保人们拥有使用这些技术的知识。基层组织在这里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还必须填补数字鸿沟，使最脆弱的群体能够获得关键的政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