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弱势国家的三重危机

华盛顿特区—2020年改变了一切。 世界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且相互关联的健康、经济和气候危机。这些威胁交织在一起，没人能独善其身，其影响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灾难性的。

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获得的直接公共支持相对较少，而且发展援助的范围小而非扩大。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近期举行的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指出，发达国家并没有按期兑现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举措的承诺。

国际社会现在必须团结一致，帮助弱势国家抵御它们所面临的多重威胁。这样做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因为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冲击的影响不分国界。

仅在2020年，就有5000多万人受到气候灾害的影响，他们同时也面临着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从台风、飓风袭击东南亚城市，到严重的干旱使非洲农民遭受重创，这些灾难的后果都十分严重。到2021年底，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使全球额外1.5亿人陷入赤贫。

全球适应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的研究表明，在抗灾能力方面每投资1美元，就会产生高达10美元的净经济效益。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这种支出可以给弱势国家提供紧急经济刺激，并改善人民的生计。

从孟加拉国到斐济，其中许多国家已经在建设抵御气候威胁的能力，但它们需要更多的国际支持来应对这一全面挑战。因此，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尽早加大国内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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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决策者迄今已为经济复苏筹集了13万亿美元，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支出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些经济体仅能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新冠疫情的应对和恢复措施，而富裕经济体平均花费了国内生产总值的8.8%。

与此同时，到2030年，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估计将达到每年1400亿至3000亿美元，这只是全球新冠疫情恢复工作所花费中的一小部分。

现在不是富国吝啬的时候。历史表明，当危机来临时，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而不助长通货膨胀。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和中国等用巨额预算赤字进行调控的国家比那些削减开支的国家表现得更好。许多研究证实了这种积极的经济效应。

此外，国际社会越早采取行动，我们的情况就会越好。正如新冠疫情大流行病所表明的那样，现在投资于准备工作，总比等待下一次危机爆发要好得多，成本也低得多。对恢复力的投资可以减轻未来风暴、洪水和干旱造成的损失，同时还可以创造经济机会并提高社会福利。

例如，提高基础设施对气候的适应能力可能使项目的前期成本上涨约3%，但回报却是原来的四倍。同样，投资于预警系统可以挽救无数的生命和资产。发展中国家在这类系统上投入8亿美元，每年就可避免30至160亿美元的损失。

孟加拉国已经亲眼见证了这种早期行动的好处。在1970年造成30万人死亡的“波拉”气旋之后的几十年里，该国在改进预警系统和救灾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虽然自然灾害造成的每一个死亡都是一场悲剧，但当2020年5月类似规模的飓风“安芬”袭击孟加拉国时，死亡人数仅数十人。

最后，在实施这些投资时，政府必须确保资金流向地方一级。社区处于新冠疫情和气候危机的第一线，但在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干预措施中很少有发言权。向地方和国家行为者提供的直接资金仅占2019年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总额的2.1%。

与其他抗灾措施一样，投资于当地社区不仅能应对气候风险，还能带来多重效益。在肯尼亚，一项旨在赋予地方政府和社区加强气候抗御力的政府项目，使家庭获得了更多的水资源、更高的收入和更有保证的粮食安全。

有许多办法可以向地方一级提供资金。2019年，跨社区资源建设组织（BRAC）在孟加拉国设立了气候桥梁基金，以帮助受气候变化影响社区的当地非营利组织获得更多资金。该项目有助于实现由地方主导的气候恢复项目，比如改造城市贫民窟的基础设施，以抵御风暴和洪水。否则，这些项目可能会被忽视，使资金转而支持更高调的举措。

世界可以从相互关联的健康、经济和气候危机的考验中变得更加强大，但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刻采取大胆而有远见的行动。即将召开的气候适应峰会和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将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卡。但我们不能等到那时再去推进适应措施。世界各国领导人现在必须采取行动，确保实现持久、公平的复苏，支持最需要帮助的人们。

Translated by Zhang Peiqi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