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气候关系

纽约/伦敦/日内瓦—11 月是气候变化政治活动繁忙的月份。 决策者试图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7) 上取得进展，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 虽然两次峰会都没有集中讨论目前交织肆虐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的环境危机和债务危机，但都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渡过当前风暴所需的财政支持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巴厘岛，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大多重申了之前在债务危机上的立场，只有微小的调整。 但在 COP27 上，较小的国家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强调需要采取国际行动减免债务。 例如，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恳求国际社会帮助易受气候影响国家。 她的“布里奇敦议程”提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危机的三步走计划，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注入流动性、多边开发银行增加贷款和新的融资机制。

莫特利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解决日益严重的流动性紧缩问题的方案的人。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一项债务-投资互换计划，帮助加快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和减缓项目。 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支持下，埃及成立了可持续债务联盟。 与气候债务运动（Debt for Climate）相关的民间社会团体呼吁取消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债务。 但说到底，COP27 的最大突破是决定创建一个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轻气候变化最坏影响的损失和损害基金。

但债务是如何成为应对气候变化会议上讨论最多的问题的呢？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扰乱了能源和粮食市场，助长全球价格飙升。 但是，尽管发达国家一直在与高通胀的影响作斗争，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它们的外汇储备迅速耗尽，使公共财政——已经受到 C新冠 两年半的打击——达到了临界点。 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导致限电和停电日益普遍，加剧了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困境。

使这些国家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激进加息使美元走强，迫使其他主要中央银行效仿。 对于苦苦挣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管理与气候相关的环境灾难（如洪水、干旱和强风暴）的后果从未像现在这样困难，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发生大量倒退。

低收入国家正徘徊在经济深渊的边缘，但它们并没有犯错。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超过四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要么违约，要么债券交易价格处于低位。 在低收入国家中，超过 60% 的国家处于或面临债务困境高风险中。 政府未能投资于气候适应和韧性措施也加剧了主权风险，推高了资本成本，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进一步削弱公共财政和债务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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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为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债务减免的 G20 债务处理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 for Debt Treatment）并未采取有效和及时的行动。 此外，它排除了中等收入国家，并且缺乏确保私人债权人参与的机制。 在申请债务处理的三个国家中——乍得、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只有乍得与其债权人达成协议，而且是在经过两年艰苦的谈判，也没有获得任何减记。 这三个国家的经验可能会阻止其他陷入困境的国家寻求债务重组。

大部分关于气候变化和债务的争论集中在债务-气候互换（也称为债务-自然互换），这使各国能够免除部分债务，换取国内气候项目的资金。 虽然此类安排为重要的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资金来源，但它们的高交易成本和有限的规模使它们不适合解决系统性债务危机。

让脆弱国家走上适应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的道路将使债务人和债权人都受益。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尤其是 G20 国家，必须就一项全面的债务减免倡议达成一致，使陷入困境的国家能够为绿色项目提供资金，以换取部分债务减免。

印度正式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后，应该对G20债务议程进行独立审查，提出改革建议。 通常在 G20 峰会上没有发言权的高负债国家也必须参与这一进程。 2021 年底，代表 58 个气候脆弱国家（总人口达 15 亿）财政部长的 V20 集团提出了一项债务重组计划，其中包含为低碳项目提供资金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应该认真考虑支持它。

另一个在 COP27 上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支持的令人信服的建议是召集一个高级别专家小组来解决如何确保长期债务可持续性，使债务国能够动员投资的问题。

国际社会必须避免重蹈以往债务危机的覆辙。 做得太少太晚会导致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连锁危机，威胁社会和政治稳定，进一步破坏国际气候议程。 为确保公平的、气候韧性的未来，我们必须首先避免迫在眉睫的债务灾难。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Shamshad Akhtar、金融业深化肯尼亚高级经济学家Anzetse Were、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Kevin P. Gallagher、亨利希·玻尔基金会国际政治学主任Jörg Haas对本领论亦有贡献。

本领论作者为Debt Relief for a Green and Inclusive Recovery Project联合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