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危机的历史教训

斯坦福—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下令关闭美国许多经济部门，这是史无前例的。为了控制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使政府的干预出于好意，过于频繁和长期的政府干预往往会阻碍市场的正常运转，从而弊大于利。即使在危机时期，市场也能顺利解决问题，因为它为有效利用资源提供了正确的激励。

因此，应对疫情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尽力保持市场正常运转，并激发私营部门活力。在这方面，历史经验可以提供有益借鉴。

首先，政府应该将企业和员工的限制性措施最小化，以便临时借助私营部门的力量应对突发紧急状况——无论是二战时期的坦克生产，还是现在的呼吸机供应。无关紧要或过于激进的政府政策都会阻碍经济的复苏和长期健康发展。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除去某些合理的例外)，减少监管是促进经济繁荣的良方。例如，现在为何不放松对退休医生和护士的职业资格要求，以帮助不堪重负的医院减轻接诊压力?

承担个人责任也至关重要。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执政期间，在政府的频繁干预下，重大劳资纠纷总会在白宫得到解决。这破坏了私人谈判，因为管理层和工会在到达华盛顿之前没有达成最佳协议。而1969年，当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应对码头工人罢工时，他通知各方必须承担责任，自行解决问题；而他们在收到消息后也确实如此解决了纠纷。

其次，政策制定者不应干预价格。尼克松政府接任后，为了缓解蔓延至整个经济的通胀压力，最终在1971年实施了强制工资和价格管控，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这些措施尽管起初似乎奏效，但最终却对经济造成了损害。相比之下，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采取了稳妥的宏观经济政策，减轻了监管负担，并迅速降低了税率，获得了政府干预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另一个指导原则是让市场进行调节。1971年夏，美国的赤字开支和国内通胀导致美元的价值被高估，欧洲国家开始以固定汇率兑换黄金，引发了诺克斯堡(Fort Knox)的挤兑现象。尼克松随后关闭了黄金窗口，开始向全球性的浮动汇率体系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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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政府为推行这项新制曾经历了一番斗争，但它最终成效显著。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后来所解释的那样:“假设我们继续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当(1973年)阿以战争爆发时，当石油禁运开始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个免费的价格体系在发挥作用。”

同样，政策制定者不应以公共援助为由过多干涉私人市场。柏林墙倒塌后不久，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就在政治上遇到了麻烦，因为国家经济正在走向崩溃。为了不“失去俄罗斯”，世界各国领导人敦促美国牵头实施一项巨额纾困计划，包括向俄罗斯运送大量美国的剩余小麦。但是，那将会摧毁苏联的农业，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相反，老布什(George H.W. Bush)政府将援助规模降至最低，市场解决了危机。

更多的政府需要认识到，开放市场能够增加经济产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1990年下令入侵科威特时，石油价格飙升到现在的每桶200美元左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阿拉伯石油禁运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导致油价出现了类似的大幅上涨，美国因此经历了两次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实际上，有人提议关闭石油期货市场。但在激烈的争论之后，头脑冷静的人占了上风，市场最终维持开放。

现在，政府需要解除对市场的干预。有时，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以前适用的政策被滥用，以免威胁到市场的正常运转。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解决储蓄信贷危机(S&L)时正是如此。联邦存款保险和转付到保险账户的养老金相结合，使许多资不抵债的储蓄贷款机构得以为继，能够承担更大的投资风险，同时支付更高的存款利率，以保持资金的流入。这正在威胁着有偿付能力的金融机构的命脉，因此政府迅速接管了许多无偿付能力的储蓄贷款，尽管不受认可，却减少了最终损失。

政府必须谨慎适当地进行干预。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努力保持市场的开放性。眼下的任务是切断基地组织的资金来源，同时又不中断经济增长所需的全球资金流动。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是成功的：美国经济没有崩溃，911调查委员会后来将唯一的“A”级授予了政府的经济政策。

最后，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经济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临时的“刺激性”退税计划，而当年早些时候对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的救助则引发了一种纾困心态。但人们基本上保留了退税，经济持续下行。因此，在冠状疫情肆虐期间，必须鼓励美国纳税人使用来自联邦政府的临时现金进行消费——包括仍在运营、未来可能增长的经济领域，如在线销售和远程工作。

除了当前的公共卫生要务，美国还必须制定一项不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经济战略。政策的有效性将有赖于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持续互动，避免官僚主义的惰性和不必要的繁文缛节降低政策效率。这一直是许多危机带来的主要经验教训：保持市场开放和激励私营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