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缘的美国经济

斯坦福——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或正在陷入衰退。虽然加拿大和瑞典似乎刚刚把自己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但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在经历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后已经处于技术性衰退状态。

而对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冠疫情前几年全球增长的主要来源来说，疫情后的反弹已经消逝，致使政府推出了新的刺激计划。虽然美国经济到目前为止似乎已经避免了衰退，但许多预测者仍然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出现一场温和衰退，同时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领先经济指标指数已经连续14个月下降。

虽然劳动力是大多数企业的最大成本所在，但即使在日益忧虑订单减少的情况下美国的招聘仍在继续。那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些混杂在一起的信号？

正如我一段时间以来所提醒的那样，劳动力囤积似乎是当今经济中一个未被重视但日益重要的因素。由于寻找和留住人才的难度越来越大，企业不愿再流失雇员。到目前为止裁员主要集中在疫情期间过度扩招的技术部门。

虽然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月度机构调查表明经济仍然每月净产生数十万个就业岗位，但该机构的单独家庭调查显示就业增长要少得多。此外首次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上升，平均工作周数下降——这两者有时也是经济衰退的早期预警信号。

那股票市场呢？一方面股价体现了对未来企业利润的预测，而企业利润是经济中最为顺周期性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方面复苏都集中在大型科技企业，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著名观察，股市并不总是最好的领先指标（它“预测到了过去五次衰退中的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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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虽然对新冠疫情经济衰退的大规模、高度刺激性的应对措施是合理的（即使远非完美），但即便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状态时这些政策的持续也有助于催生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

在长期接近零利率的情况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得不通过一系列快速加息来赶上通胀。该机构在6月暂停了加息，但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暗示从7月开始可能还会有两次25个基点的加息。这将使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上升到5.5~5.75%，高于12个月的滞后核心通胀率和美联储在一年前对通胀的预期。

一般来说央行会希望自身短期目标利率能在一段时间内超过预期的通胀率，这来自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观点，即长期和可变的“货币政策滞后效果”。经济需要时间去放缓到足以减少价格压力和工资需求的程度。但在目前情况下美联储的快速加息产生了收益率曲线的反转——这是经济衰退的另一个典型领先指标——并导致了美国几家中型银行的倒闭。

如果现在发生了经济衰退，那它就将是史上得到最广泛预测的衰退之一。但如果衰退并未发生，那就会是经济预测界最大的失误之一。

不过当前的情况对美国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先例的。政府开支从未在经济已经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增长。虽然白宫和国会能够达成协议暂缓债务限额并对支出进行适度限制，但重大的预算之争还在后面。

其中美国总统乔·拜登希望大幅提高企业所得税并对处于累积状态的资本增益——而不是在出售它们时——征税，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L .Yellen）正在推动一项可能提升美国跨国企业税负的全球最低税率协议。但后者的提议不太可能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因为许多条约的修改需要2/3多数通过。

而几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则反对加税并可能希望将各种即将到期的2017年减税政策条款永久化。还可能会有一场围绕国防开支的斗争——这项开支目前还未跟上通胀的步伐。这些问题将引发重大的政策斗争，而几年后社会保障和老年医疗保险的巨大现金缺口又会加剧这种斗争。

经合组织成员国数十年的经验表明成功的财政整固——无论是强化预算状况还是避免经济衰退——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削减开支上。这并不令人惊讶。将储蓄、投资和工作的边际税率保持在一个适度水平对经济的供给侧至关重要。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只会影响长期增长，但芝加哥大学教授凯西·穆里根（Casey Mulligan）的研究表明边际税率是大衰退之后的一个主要拖累因素——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缓慢的复苏。同样，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普雷斯科特（Ed Prescott）2004年的一项研究认为西欧相于美国的巨大人均收入差距几乎都是由较高税收造成的——即使这种说法有所夸大，但税收无可否认是个主要因素。

用更高的税收来应对美国的债务和福利成本危机不但在短期内存在风险，对美国的长期经济繁荣也是危险的。把美国变成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恰恰会减少那些尚在攀爬经济阶梯者的未来机遇，而他们才是最近这些大手笔开支原本计划要扶助的美国人。总的来说，这类开支可能起到了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