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基本收入

华盛顿—最近，全民基本收入机制受到很多关注。当然，这一思想——为一国的全体合法居民提供标准数量的不与工作挂钩的现金并不新鲜。哲学家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在十六世纪就提出过这一思想，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右派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左派都为这一思想的变体摇旗呐喊多年。但这一思想最近获得了更多的推力，一些人把它看成是如今技术驱动的经济破坏的解决办法。它能管用吗？

全民基本收入的吸引力来自三个关键特征：它为全体公民提供一个基本社会“底线”；它让人们自己决定如何使用这一支持；它可以帮助精简许多社会支持计划所需要依靠的官僚。全民基本收入也是完全“随身”（portable）的，从而能够帮助频繁跳槽的人士、无法长期依靠一个雇主获得社会保险的人士以及自由职业人士。

许多左派将全民基本收入视为遏制贫困的直接方法，将它列入了他们的计划中。许多自由派喜欢全民基本收入这一概念，因为它让——事实上是要求——接收者能够自由选择如何花这笔钱。即使是富豪，有时也会支持它，因为它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缴纳的税收最终有效地用于消灭极端贫困。

全民基本收入概念也吸引着关注经济发展如何取代至少一部分现在给予贫困者的实物援助。目前，多种拉丁美洲地方社会计划中都包含了全民基本收入的要素，只不过它们专门针对穷人，并常常需要特定的行为条件，比如让孩子上学。

但事实全方位全民基本收入十分困难，因为它要求解决众多关于目标和重点的复杂问题。也许最显而易见的权衡在于实际向每个公民（或合法居民）发放多少钱。

在美国和欧洲，（比如）每年2,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起不了甚么作用，也许能够略微缓解一些最极端的贫困，哪怕是在现有社会福利计划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也是如此。10,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将带来实质区别；但是，取决于有多少人有资格获取，这将耗费GDP的10%到15%——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如果必须在现有社会计划的基础上额外发放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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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税收收入大幅增加，如此高的基本收入也必须辅之以逐渐减少一些现有公共支出——比如失业救济和教育、卫生、交通和住房方面的福利——才具备财政可行性。最终形式将取决于这些要素之间如何平衡。

在正在被数字技术所改变当今劳动力市场，全民基本收入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盈利性。事实上，要坚持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同时又确保工人——他们面临不断地适应技术破坏的要求——能够仰仗延续的社会安全网，就必须支持一个不对称的世界，让雇主拥有全部弹性，而雇员几乎不拥有弹性。

让现代劳动力市场对雇主和雇员具有一样的弹性就需要全民基本收入具备基本特征，如随身性和自由选择。但只有最极端的自由派才会认为，这笔钱应该在没有一切政策指引的条件下给出。更可取的做法是制定补充性的积极的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福利的使用。

在这方面，法国的一个方案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其思想是给每位公民一个个人社会账户，用来保存部分可兑换的“点”。这些账户有点像储蓄账户，所有者通过工作、学习和完成某种国民服务，用大量公共贡献（public contribution）来扩充这些账户。账户可以在必要时提取，特别是培训和技能再造时，但提取的数额将受到事先确定的“价格”的指引，并且在给定的时间内不能超过某个限额。

这一方针好比在两方面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妥协，一方面是随身性和个人选择，另一方面是充分的社会政策指引。它包含了美国社会安全和个人退休账户的要素，同时又能用于培训和技能再造。这一计划可以与更加弹性的退休制度相结合，从而形成现代而全面的社会团结系统（social-solidarity system）。

现在的挑战——至少对发达经济体来说——是制定更强大、更合理的社会团结系统，为更加个体性地选择如何使用福利，以及让福利具有随身性创造空间。只有在个体选择和社会政策指引之间形成正确的平衡，现代经济才能构建其它们所需要的社会安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