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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在巴黎、西柏林、伦敦和罗马，1968年春天最重要的景象就是学生抗议反对越南战争。在华沙，学生们也在抗议，但其原因却与他们西方的同侪不同。年轻的波兰人并没有走上华沙街头高呼“胡、胡、胡志明”以支持越共，而是去抗议令人窒息的共产主义统治，捍卫他们国家的自由和文化。
年轻的波兰人没有高喊胡（志明）的名字，而是将鲜花献到Adam Mickiewicz的纪念碑前。他是十九世纪的一位诗人，他创作的歌颂自由斗争的戏剧 Forefathers Eve 在最近被宣布为颠覆和反苏维埃的，并被禁止在华沙国家剧院演出。
这只是四十年前那个反叛的春天里，东、西欧学生之间的一些不同之处。虽然这是同一代人所掀起的两股叛逆潮流，并都采用了游行和静坐示威的形式，但在铁幕两边的学生们的叛逆行为却是异大于同。
当然，不同的背景是造成差异的原因。西方学生的出发点—言论和集会的自由、意识形态多样化和民主政治体制—对于他们的东方同侪而言几乎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西欧和美国的学生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在周遭的发展变化感到不满，于是就从极左的立场对该制度发动攻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学生将其抗议的矛头直指正在剥夺他们社会最基本的公民自由的共产党独裁。对西方人而言，主要的威胁是美帝国主义，它是“肮脏的”越南战争的罪魁祸首。对于波兰人和其他东欧人而言，其威胁就是苏维埃帝国主义—这一威胁很快就在勃列日涅夫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中变为现实。前者想要发动一场革命，而后者要求却仅仅是（但却同样勇敢地）当局遵守法律。
“新闻是谎言！”示威者们在华沙大声疾呼并焚烧了共产党控制下的报纸。对于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Wladyslaw Gomulładyslaw Gomułka和其他高级官员而言，自由媒体是资本主义的异端。在同一个春季，巴黎的示威者们焚毁汽车以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但所见与视角大有关系。在巴黎和伯克利的学生们反对学术研究的同时，他们在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的同辈人却通过示威的形式捍卫大学的传统角色及其自治，并得到了许多教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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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不同，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在1968年的波兰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对官方禁演Mickiewicz的戏剧和钳制民族文化义愤填膺的作家和科学家们也加入了年轻人抗议的行列。
在1968年3月8日华沙大学的一次示威中，波兰的学生运动展现出了群众性的色彩。学生们团结起来支持两位因参加在国家剧院的抗议活动而被开除的同学。其中一位是Adam Michnik，此后又成为一名长期政治犯，在1980年代成为了“团结”运动的政治战略家。
ry, often supported by young workers.
这场和平示威被警察和党内的 “志愿”警员残暴地驱散了，没有实现任何的对话。在违反几百年以来的大学自治传统的情况下，警察开进校园，殴打学生并逮捕了许多示威者。作为回应，一股抗议的浪潮席卷了全国的大学，并常常得到年轻工人的支持。
共产党传媒歪曲抗议的意义，对学生领袖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更使得群情激奋。而共产党只好发动反犹太宣传攻势，披露一些学生领袖的犹太血统。
随后的仇恨攻势集中体现了该国言论自由的完全缺失。废除新闻检查制度是1968年“波兰三月”提出的第一个政治口号。随后提出的要求是集会自由和组织的权利。
非常关键的是抗议者们没有提出自由选举的要求。从这一点上讲，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但他们的确要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有一种对当局进行公民控制的措施。有一个口号是“没有自由就没有面包。”
在1968年以后，西方的学生抗议者们逐渐进入了各自国家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权力层。波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们则要么被囚禁，要么被流放。数千人被大学开除，80人在政治审判之后入狱。当局还解雇了支持过学生的、有影响力的知名教授。该政权最为黑暗的报复是一场反犹太肃清运动，它导致10000多人被剥夺公民权利，并被驱逐。
让西方许多人还记忆犹新的抗议的春天引发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反资本主义的极端主义将许多西方的抗议者推向极左、拒绝自由民主，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的境地。而波兰学生的意识形态演变则引向一个相反的方向—从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改良”社会主义到反极权主义的反对派和建立自由的公民社会。
牢狱之苦完成了“三月”斗士们的进化并消除了他们的幻想。在1970年代，他们创建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最大的反对派中心。1980年代的“团结”运动和共产主义被和平推翻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这代人的功劳。它是1968年始于Mickiewicz纪念碑前的那条道路唯一合适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