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今年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70个缔约国代表将在哥本哈根会晤，希望为达成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全新国际对策进行最后的谈判努力。如果取得成功，有关如何削减有害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多少、何时削减的一份全球协议将是他们谈判努力的核心问题。这份协议将于2012年生效，届时目前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也将同时终止。
麦肯锡公司进行的200多种降低碳排放机制的成本效益调查——从提高汽车效率到核能源利用，再到加强建筑物保温和森林管理——均表明只有协同一致的全球行动才能确保减排工作达到科学界认定的避免气候变化灾难性后果的必须水准。我们耗时两年在2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细致分析表明所有地区和行业都必须在这当中发挥作用。如果这还不够让人心惊胆战，那么设想一下这样的后果：哪怕我们延迟几年时间采取行动，都有可能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就算近期经济活动减少导致碳排放量暂时下降也改变不了这样的结果。
好消息是我们可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我们具备这样的实力，而且可以在不影响发展的前提下完成减排任务。麦肯锡最新版本的全球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曲线让人们看到了截止2030年将排放稳定在1990年水平、或者低于“一切照常”趋势线50%的机会。
实现上述减排目标到2030年将耗费每年2000－3500亿欧元——还不到2030年预期全球GDP的1%。截止2020年所需的先期融资总数将达到5300亿欧元——还比不上目前美国金融业救市计划的开支——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8100亿欧元，而金融市场完全有这个能力。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为减排计划投资。但上述投资中的绝大部分导致能耗降低，从而降低了能源成本。抓住能效价格是气候和能源安全领域的关键问题——而实现这个目标有赖于一整套广为人知的政策信号和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技术。
所有这些都不会阻碍经济发展，也不会增加能源开支，其中某些方法甚至还有可能刺激经济。同样，朝向分散度更高的新能源行业的全球变化——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更灵敏的网络架构——可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好处。
实现所有这些目标需要一种新的机制，确保我们在早已习以为常的核心资源领域获得更高的效率。从我们跨行业跨地区投资提高碳生产率（单位碳排放量所对应的GDP）的意义上讲，我们将会削弱全球经济发展所受到的污染限制。
提高碳生产率需要提高土地生产率。森林和植物可以过滤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这部分可能占到现在和2020年间碳减排机会的超过40%。
如果没有审慎的热带雨林管理——90%的雨林资源都生长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清理土地用于其他经济目的的压力——我们就无法实现降低碳排放的全球目标。帮助从巴西到东南亚的大豆、棕榈油种植户和养牛户更有效率地利用土地，从而减轻对热带雨林的压力，必须成为解决方案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十分必要，那么同样重要的是改善水资源的管理。考虑到农业占用了全世界可靠水资源供应的70%（以及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可靠性造成的潜在影响），确保气候安全的综合方案需要纳入更合理的水资源政策，实行更统一的土地管理和农业市场改革措施。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水资源生产率的年均增长必须从0.3%增加到未来10年间超过3%的占比。
换句话讲，资源和政策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过渡到一种碳排放水平和经济发展呈反比关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后碳时代经济——可能就起源于哥本哈根达成的降低大气碳含量的协议。但这种模式成功的前提条件是我们现在就制定更广泛提高资源生产率的更为统一的计划。
这种情况表明我们需要完全资源生产率条件下新的全球道路规则。如果要达到能源、土地、水和碳生产率的必要水准，我们就必须建立起统一的全球架构承认资源的相互依存性。发达国家不能通过把最肮脏的生产活动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来完成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也不能通过砍伐森林建造工厂或拓展低效农业的方式来实现减排目标。
纽约——今年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70个缔约国代表将在哥本哈根会晤，希望为达成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全新国际对策进行最后的谈判努力。如果取得成功，有关如何削减有害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多少、何时削减的一份全球协议将是他们谈判努力的核心问题。这份协议将于2012年生效，届时目前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也将同时终止。
麦肯锡公司进行的200多种降低碳排放机制的成本效益调查——从提高汽车效率到核能源利用，再到加强建筑物保温和森林管理——均表明只有协同一致的全球行动才能确保减排工作达到科学界认定的避免气候变化灾难性后果的必须水准。我们耗时两年在2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细致分析表明所有地区和行业都必须在这当中发挥作用。如果这还不够让人心惊胆战，那么设想一下这样的后果：哪怕我们延迟几年时间采取行动，都有可能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就算近期经济活动减少导致碳排放量暂时下降也改变不了这样的结果。
好消息是我们可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我们具备这样的实力，而且可以在不影响发展的前提下完成减排任务。麦肯锡最新版本的全球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曲线让人们看到了截止2030年将排放稳定在1990年水平、或者低于“一切照常”趋势线50%的机会。
实现上述减排目标到2030年将耗费每年2000－3500亿欧元——还不到2030年预期全球GDP的1%。截止2020年所需的先期融资总数将达到5300亿欧元——还比不上目前美国金融业救市计划的开支——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8100亿欧元，而金融市场完全有这个能力。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为减排计划投资。但上述投资中的绝大部分导致能耗降低，从而降低了能源成本。抓住能效价格是气候和能源安全领域的关键问题——而实现这个目标有赖于一整套广为人知的政策信号和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技术。
所有这些都不会阻碍经济发展，也不会增加能源开支，其中某些方法甚至还有可能刺激经济。同样，朝向分散度更高的新能源行业的全球变化——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更灵敏的网络架构——可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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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所有这些目标需要一种新的机制，确保我们在早已习以为常的核心资源领域获得更高的效率。从我们跨行业跨地区投资提高碳生产率（单位碳排放量所对应的GDP）的意义上讲，我们将会削弱全球经济发展所受到的污染限制。
提高碳生产率需要提高土地生产率。森林和植物可以过滤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这部分可能占到现在和2020年间碳减排机会的超过40%。
如果没有审慎的热带雨林管理——90%的雨林资源都生长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清理土地用于其他经济目的的压力——我们就无法实现降低碳排放的全球目标。帮助从巴西到东南亚的大豆、棕榈油种植户和养牛户更有效率地利用土地，从而减轻对热带雨林的压力，必须成为解决方案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十分必要，那么同样重要的是改善水资源的管理。考虑到农业占用了全世界可靠水资源供应的70%（以及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可靠性造成的潜在影响），确保气候安全的综合方案需要纳入更合理的水资源政策，实行更统一的土地管理和农业市场改革措施。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水资源生产率的年均增长必须从0.3%增加到未来10年间超过3%的占比。
换句话讲，资源和政策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过渡到一种碳排放水平和经济发展呈反比关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后碳时代经济——可能就起源于哥本哈根达成的降低大气碳含量的协议。但这种模式成功的前提条件是我们现在就制定更广泛提高资源生产率的更为统一的计划。
这种情况表明我们需要完全资源生产率条件下新的全球道路规则。如果要达到能源、土地、水和碳生产率的必要水准，我们就必须建立起统一的全球架构承认资源的相互依存性。发达国家不能通过把最肮脏的生产活动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来完成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也不能通过砍伐森林建造工厂或拓展低效农业的方式来实现减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