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究竟在抗议什么？

发自莫斯科——现任俄罗斯会计商会主席的前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警告称，该国可能因生活水平下降和普遍贫困而导致抗议活动“大爆发”。他错了。

库德林被广泛视为一批在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自由体制下工作的自由派技术官僚中的旗手，他的言论在自由主义观察者中举足轻重。但在评估今日俄罗斯的社会动荡时，库德林将经济困难与某些更为根本的东西——争取尊严的斗争——混淆在了一起。

俄罗斯人确实存在严重的经济不满情绪。家庭实际收入的下降——也是库德林视为导致公众沮丧的一个主要因素——自2014年普京非法决定劳师动众从乌克兰处吞并克里米亚以来延续至今。私人消费也不出意外地一路疲软。去年当政府大幅实施养老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将退休年龄提高了五年——民众抗议活动不仅强大到迫使普京公开为政策辩护，而且还做出了一些让步。

不过俄罗斯人并未完全相信普京的观点，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下降了。尽管针对养老金改革的抗议活动逐渐消退（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强力部门的一系列逮捕行动），但选民已经在去年9月的地区选举中惩罚了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而普京原本维持在80％左右的支持率也已自2018年10月以来降至64~68％。

因此普京当前的支持率和吞并克里米亚之前相当，而伴随吞并行动的民族主义言论也助长了对他的支持。时隔五年之后这种策略似乎不太可能再次发挥作用：如今的俄罗斯人似乎不会再为这些反西方说辞和军国主义言论买账了。

眼看着最拿手的巩固公众支持工具失了效，普京陷入了一种比较为难的境地。但事实上他的支持率纵使低于预期，却已经稳定了下来，这表明俄罗斯人已经基本上接受了经济困境这种“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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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愿意接受政府的其他“常态”行为。以5月在俄罗斯人口第四大城市叶卡捷琳堡爆发的抗议活动为例，该市的绿地本来就不多，政府计划在其中一块建造新的东正教大教堂。

问题是腐败，而不是经济甚至宗教——即使是那些最虔诚的俄罗斯人也反对这一举动。人们厌倦了政府当局，俄罗斯东正教会大佬和得势商人之间的关系。为了保住自己传统票仓——莫斯科以外的普通俄罗斯选民——普京下令地方当局暂停该项目（至少目前如此）。这对俄罗斯民间社会来堪称一场难得的胜利。

随后则有伊万·戈鲁诺夫（Ivan Golunov）事件，这位知名调查记者报道了殡葬行业的腐败行为，随后却因疑点重重的涉毒罪名被捕，还在羁押过程中遭到安全部门虐待。此事立刻引发了抗议，而骚动和愤怒是如此剧烈，以至于事件发生了不寻常的转向，克里姆林宫迅速下令释放了戈鲁诺夫——以他被指控的罪名本该面临多年监禁的。普京在此再一次展现了安抚公众的意愿，而不愿冒着民众支持率的进一步被侵蚀的风险。

但这种安抚政策也不是无限度的。在戈鲁诺夫被释放后，警察拘留了500多名继续留在莫斯科市中心街头抗议俄罗斯更大规模镇压独立媒体和拘留政治犯的示威者。

近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公民不服从事件发生在俄罗斯最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在（偶然）发现政府计划将莫斯科的垃圾运送到该地区（从锡耶斯镇开始）的原始森林中填埋，当地人发起了持续一年并扩散到邻近地区的示威活动。

这再次突显了一个经济因素：贫穷地区的人民正在奋起反对莫斯科富人的入侵。但他们并不要求采取行动来提高他们的实际收入。相反，他们正在捍卫自己的公共空间免遭中央政府占据——为此不仅要求结束垃圾填埋场建设，还要赶他们的州长下台，甚至最近要求普京本人辞职。

尽管政府在5月叫停了在锡耶斯镇的垃圾填埋计划，但普京仅仅提及过一次这个抗议活动，并将其描述为纯粹的区域性争议。在6月20日的“直线”公众问答节目（普京会在这个一年一度的直播中回答俄罗斯人所提出的问题）中未能出现这个话题也并非巧合，看来克里姆林宫对如何应对这种新的阻力心里没底。

这就是新的情况。阿尔汉格尔斯克抗议者表现出了非凡的坚定性，专业性以及对普京政府的洞察。示威活动不是在某些具有宏伟政治设计的特定团体或运动领导下进行的。相反，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抗议者——就像叶卡捷琳堡甚至莫斯科的抗议者那样——都只是为了让政府最后能以他们应得的尊严和尊重来对待自己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