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多重危机中实现发展

发自华盛顿特区——“多重危机”（polycrisis）已成为2020年代的流行词。它指的是当今人类所面对的多种威胁——从全球变暖、疫情、极端不平等到民主退化和武装冲突——的相互关联性。在解决方案匮乏的情况下，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对这些危机的相互交织充满了恐惧与绝望。

一种典型的反应是对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表示哀叹，绘制各类展现世界将如何崩溃的精美图示，然后笼统地得出结论，声称虽然给出了关于一个“恐怖未来”的预测，但目的并不是要呈现宿命论的视角。

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混乱的世界亟需各类系统性变革，然而在实践中精英机构和资助方往往偏爱各种零敲碎打的解决方案。比如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发给了三位通过将全球贫困分解为可以用一次性微型干预手段加以解决的“更小、更易管理”问题的经济学家。

关于多重危机的讨论似乎总是陷入僵局，其原因显而易见：这些讨论都未能认识到从根源上引发我们这些危机的工业-殖民范式。

世界经济论坛在警告多重危机时列出了让富裕国家精英寝食难安的“十大风险”。这种框架强化了那种关于“风险”（潜在未来问题）和控制的工业思维。然而我们面对的其实是应当激励适应和学习的不确定性（各种既可能好也可能坏的未知可能性）——这可是一种明显区别于风险的概念。

同样，基于这种思维方式所催生的精英主义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其拥护者无法想象解决方案会从非精英群体以及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方涌现。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非洲企业以有限的资源“低调创新”。土著活动家展示了通过以互惠价值观取代掠夺性资本主义逻辑来修复受损生态和社会系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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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统发展思维中，从英国产业革命开始的那段时期被视为“进步时代”——这一时代将数十亿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以往难以想象的水平。但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进步”的成色仍需被鉴定。毕竟我们是“支配时代”的继承者，其特点既包括工业化（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也包括殖民主义（西方对其他各方的支配）。

而多重危机之所以令全球精英感到恐惧，是因为它暴露了上述两种力量及其背后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工业化推动了一种机械式的世界观，正如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所称的“机器模式思维”。在这种视角下，即使是复杂、动态的自然和社会系统也被视为机械物体（如烤面包机），意味着只需找到“启动机器的那个按钮”——也就是问题的单一根本成因——便能得到各种结果。而复杂系统（如森林）固有的适应性、多因性特质却被视为需要消除的麻烦因素。

当这种机器模式思维应用于农业时，它通过统一和效率提高了产量；但从长远来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有害化学品的过度使用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包括加速全球变暖的广泛“森林死亡”。气候危机确实是一个最终提醒：人类不能将自然降格为各种简化的机械模型。

而殖民主义的世界观则伴随着与机械化思维。尽管形式上的殖民地已不复存在，但全球制度却是在殖民时代形成的。20世纪是一段西方支配的时期，美国和欧洲的男性行使着设计全球秩序规则的垄断权力并主宰了知识规范。发展领域的通行假设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人类进化终点的范本，世界其他地方只需“赶上”并同化即可。

这种同化是通过由世界银行等西方主导型国际组织推动的各类一刀切式“善治”（good governance）改革实现的。但正如通过工业农业下的森林均质化破坏了其多样性和韧性一样，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社会学家迈克尔·伍尔科克（Michael Woolcock）指出“简单地模仿（和/或通过殖民继承的方式采用）某个‘模范国家’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各类深层问题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存在三个可以实施新思维、新研究和新行动的契机。首先，我们应以“适应性政治经济学”（adaptive political economy）范式取代机器模式思维。这种做法承认一个基本事实：自然和社会世界不是精密物体（如烤面包机），而是复杂系统（如森林）。复杂系统由许多不断适应、学习并在一个更宏大的新浮现秩序的背景下彼此连接的活动部分组成。而将机械模型强加于这些系统则是误导甚至破坏性的。

研究这类复杂系统的运行方式——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被机器拜物教和关于西方增长的提纯性叙事所扭曲的世界中获得新的见解和解决方案。我本人在研究作为一个非线性（协同进化）过程的中国和尼日利亚经济发展时发现那些适合早期发展阶段的制度通常在形式和功能上与适合成熟经济体的制度不同。人们可以重新修改那些在规范上而言较“弱”的制度来构建新市场，但前提是不被主流经济学中推崇的一刀切模板所束缚。

其次，适应性范式必须包含包容性和道德维度。这意味着用简洁的格言“有什么用什么”取代殖民同化逻辑。在发展中国家每天都有无数人即兴且创造性地利用手边可用的一切去解决问题。农民阿巴·哈维（Aba Hawi）通过重拾传统保育技术来恢复土地肥力的方式激发了埃塞俄比亚的新社会运动。同样，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是“引导创变”（directed improvisation）的结果，而非在毛泽东指挥下彻底失败的自上而下规划。

第三，与其在完全自由市场和指令-控制经济这两种极端之间摇摆，21世纪的政府应引导适应性进程。这包括协调和激励一个去中心化的行为者网络，发现但不预先定义成功结果，并充分利用实验和自下而上的反馈——这些行动都超出了传统产业政策的范畴。

多重危机只会让那些依附于旧秩序的人裹足不前。对于那些不受其束缚的人而言，它其实提供了一个我称之为“多重机遇”（ polytunity）、可以导向许多颠覆我们对发展过程、解决方案来源和国家角色之认知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