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杀手

在加拿大有17人被以恐怖分子的罪名逮捕，这一事件在整个西方凸显出一种日益增长的恐惧感和必然感。这种感觉植根于恐怖威胁土生土长的特点。但我们对身边的这些杀手又真正了解多少呢？

欧洲现在似乎成了伊斯兰恐怖分子的首要目标：2004年的马德里炸弹事件，最近对伦敦的袭击，罗马等各地的高度警戒都在强调着一种日渐强烈的恐惧感和必然性，而这些感觉都植根于土生土长的威胁。但我们对于混迹于我们当中的这些杀手们有多了解呢？

当然，我们概略地知道原教旨主义无所不包的特点，对“基地”组织作为一个多细胞的分散组织，在很多国家活动以求获得化学、生物、甚至是核武器的特性也一知半解。我们知道其领导人的长期目标：在穆斯林国家夺取权力，并攻击支持在伊斯兰世界建立世俗政体的西方国家。最后，我们还知道这股狂潮虽然领军人物寥寥，但现在却获得了成千上万普通穆斯林的同情。

总会有癫狂之徒以信仰的名义献身和杀戮。但在当今他们由于技术进步下的炸弹制造“民主化”而变得更加危险。毕竟，正如伦敦和马德里的炸弹袭击所表明的，只需一部移动电话就能控制一次爆炸—或者一系列的爆炸—宗宗都具有致命的效果。

我们的自由和社会流动性也成为这种威胁的帮凶。人们以低成本在全球相对容易的流动。移民在新的社会中安身立命，并且在民主国家他们可以完全不受监控地生活。我们的自由成为了他们的工具。

那么我们如何对付如此变化不定的敌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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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总统向我们示范了一种适得其反的做法：他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表明对穆斯林国家的直接打击只会给这股狂潮火上浇油。当然，文明国家不该因为伊拉克的流血就放弃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但我们必须承认，战争、占领和武力下的屈服只是造成了穆斯林大众的屈辱和憎恨—这些情绪接着就被导入恐怖网络之中。布莱尔首相可以高声宣称去年七月的伦敦炸弹事件与英国参与伊拉克战争无关，但被捕的恐怖分子的口供却恰恰相反。

的确，一个马德里炸弹事件的制造者对其所接受的心理训练作了如下的描述：他的上级“逼着我们观看反映伊拉克战争的DVD，大多数的画面是被美国士兵杀害的妇孺。”还有不少关于关塔纳摩湾的阿布格勒布监狱中的虐囚画面。通过这些影像为伊斯兰狂热组织招募新兵的成功率比任何一座激进清真寺中的布道还要高。

简言之，从几千米高空扔下的炸弹和在地铁车厢中引爆的炸弹一样杀无赦。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要为恐怖主义找借口，而是了解恐怖主义滋生原因的第一步，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消除它们。

首先要承认民主社会必须同时采取政治和管制手段来对付疯狂的恐怖分子。政治手段的必要性来自一个简单的原因，即占领军和警察不能迫使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消除敌意。

政治行动意味着迅速撤出伊拉克并为巴勒斯坦冲突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而这就需要（以色列）结束对所有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当然，消灭这些热点不会使死硬派和自杀式恐怖分子有所收敛，也不会消除这股伊斯兰怒潮中的领导人们昭然的热望和仇恨。但这样做可以让他们失去穆斯林群众的同情。人们再也不会认为只有这些狂热分子才是寻求捍卫“伊斯兰”价值观和被压迫的穆斯林民族的唯一力量。

监控管制是任何一个有效战略的第二部分。为了阻断对恐怖主义的财务支持，我们必须花更大的力气渗透恐怖网络，正如我们必须更深入地了解恐怖分子所创立的社会结构那样。这可能意味着清除潜在的“避税港”，监听电话，和识别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个人。警察行动必须是无情的，即便这意味着更多的监控。正是为了防止一种集体安全恐慌的发生，我们才需要改变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平衡。

虽然欧盟在常规武器上落后于美国，但其抗击恐怖主义的潜力却很可能在美国之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从其政治成熟度中获益。这也使其避免了形成布什那种摩尼教徒式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只会加强敌人的癫狂。另外，由于地理原因，欧洲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及其人口也更为熟悉，并从中受益。

西方能够也必须在这场战斗以及捍卫其珍视的价值观的过程中占据上风。在此过程中，它说不定还能发现一种新的、迫切的动力来强化其脆弱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