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自由放任主义的僵尸

芝加哥—如今似乎人人都在谈论“政府之手回归”。这种观点认为，鉴于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挑战，资源应由政府而非市场进行分配。由罗纳德•里根（前美国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前英国首相）发起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新政式的国家干预模式又回来了。

但这种“政府与市场对立”的观念有误，而这种误解对理解和应对当今的政策挑战构成了主要障碍。这种二元对立出现在19世纪，当时植根于封建历史、晦涩难懂的政府规则是创建竞争性市场的主要障碍。政府市场之争相当合理，但后来自由放任主义成了这场斗争的口号，忽视了市场本身就是一种机构，其有效运作依赖于规则这一事实。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规则，而在于应该由谁来制定规则，并符合谁的利益。

在21世纪，这种政府-市场的对比已经过时了。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市场发展。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携号转网政策（一家电信运营商的用户无需改变自己的手机号码就能转而成为另一家电信运营商的用户，并享受其提供的各种服务），刺激了手机运营商之间的竞争。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安全法规说服乘客坐飞机出行时不一定非得选择老牌航空公司，新航空公司也值得信赖，从而鼓励新航司的发展和行业竞争。“曲速行动”（美国政府的疫苗研发项目）不仅加快了新冠疫苗的研发，还促进了疫苗生产商之间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