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日益强势的强硬派

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伊朗的温和派人士——在过去32年中有24年掌握着总统权力——即将在投票后交权，而绝大部分责任应由一个人承担：这个人就是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018年，特朗普单方面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重新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伊朗并未违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任何条款。特朗普仅仅希望迫使其领导人做出更多让步——甚至创造足够的经济困境，从而促成政权更迭。

特朗普的确成功刺激了伊朗的政治转变——但这样的转变却并不符合他的预期。反西方强硬派人士席卷了去年的议会选举，实现了对温和派和改革派对手的彻底压制。现在，伊朗正准备今年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曾主导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现任总统和与之结盟的温和派政客几乎肯定会失利。

鲁哈尼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押上了自己的全部信誉。他曾在2013年赢得总统任期时承诺，通过与西方达成核协议，他将最终协助伊朗摆脱严重的经济制裁，而经济制裁给该国造成的痛苦难以言喻。这一承诺对渴望变革的伊朗的中产阶级而言尤其有吸引力。

伊朗诞生中产阶级大体上要归功于过去的改革派总统。从1989~2005年，阿克巴尔·哈西米·拉夫桑贾尼和穆罕默德·哈塔米将受配给制和公有制束缚的伊朗经济转型成为拥有活跃私人部门的市场经济。他们推行的市场改革，加之基础设施投资，成功使数百万伊朗人摆脱了贫困。在1995~2010年间，伊朗的中产阶级从占总人数的28%飙升到60%，同时贫困率则从33%骤降至7%。

但在哈塔米继任者领导下，局势出现了恶化。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试图吸引保守派，这些人认为对西式生活方式的渴望与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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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艾哈迈迪内贾德的领导恶化了与西方关系。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第1929号决议，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理由是担心伊朗并未遵守此前旨在确保其核计划和平性质的决议。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停滞。

鲁哈尼在2013年的崛起基本等同于中产阶级反抗艾哈迈迪内贾德及其所带来的经济破坏境遇。他成功在2015年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改善了伊朗局势。由于制裁措施放松，经济在2016年大幅增长13%，而2017年又增长了7%。

在这一进展鼓舞下，鲁哈尼以57%的更大优势赢得了2017年选举，表现在相对富裕地区和大城市更高的得票率。（这还不包括逊尼派、库尔德人或阿拉伯人等少数民族地区，这部分人经常把票投给与什叶派神职人员或革命卫队无关的候选人。）在该国最富裕的德黑兰北部的谢米拉纳特地区，鲁哈尼得到了从49%飙升到79%的得票率。

特朗普抛弃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改变了一切。伊朗的保守派人士抓住协议破裂的机会让伊朗人相信鲁哈尼彻底误导了与西方关系。最高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甚至开始推动能让伊朗不那么容易遭受制裁的“抵抗型经济。”

伊朗公众舆论也纷纷效仿。2015年，当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最初签署时，有3/4的伊朗人以赞同的态度看待该协议。而今天，上述比例已骤降至51%。

至于总统大选，曾于2017年落败的保守派人士阿亚图拉易卜拉欣·莱希得到了3/4伊朗民众的支持，而鲁哈尼的支持率则为1/3。民调并未包括革命卫队指挥官侯赛因·德汉，德汉同样参加了总统选举。

可以肯定，鲁哈尼无疑要为自己的人气下降承担一定责任。制裁取消后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不成比例地导致最富有的人受益。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最初成果包括为改善1%出国旅行的伊朗人的体验而采购200架新客机。（我和一位朋友打赌赢了100美元，他预期到2015年底可以出现伊朗直飞纽约的班机。）

此外，2018年，鲁哈尼宣布大幅提高汽油价格——该举措不成比例地损害了穷人的利益。当艾哈迈迪内贾德在2010年采取同样措施时，他至少通过提供现金转移的方式协助缓解经济上的痛苦。而鲁哈尼却没有这样做，而伊朗人则通过大规模骚乱表达他们的不满，骚乱最终被安全部队镇压下去。

上述对经济正义关注的缺失意味着由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所带来的短暂经济复苏导致收入最高的20%伊朗人人均实际支出增加了15.6%，而收入最低20%其实际支出却下降了4.9%。2018~2019年，在经济收缩期间，农村地区生活水平骤降达15%，而在德黑兰和周边地区则保持了稳定。

美国伊朗鹰派人士表示特朗普的制裁决定赋予其继任者乔·拜登谈判筹码，供其在目前正在维也纳举行的重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谈判中加以运用。这种说法忽略了伊朗国内的政治动态。强硬派人士控制着该国的立法机构、军队、司法体系和国家媒体。一旦他们在6月接管行政权，那么恢复核协议及修复伊朗与西方关系的机会将会变得微乎其微。

但对拜登政府或伊朗而言，并非所有希望都已经失去。尽管谈判不大可能在6月大选前达成新协议，但却可以为恢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指明道路。这将增大下一任总统摆脱核协议的难度，无论他多么希望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