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经济的知识产权

发自纽约——当南非政府试图在1997年修改其法律以获取价格实惠的抗艾滋病毒/艾滋病普通药物时，全球制药业投入了手上所有的法律力量来围攻这个国家，拖延法律的执行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南非最终打赢了这个案子，但政府却得到了教训：再也不要试图以挑战常规全球知识产权体制的方式来谋求本国公民的健康和福祉。

不过这已经成为了历史了。南非内阁正准备最终敲定一项极大扩大药物获取渠道的知识产权政策，为此该国无疑将面临来自富裕国家的各种双边和多边压力。但南非政府是对的，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应追随其脚步。

在过去二十年中，发展中世界对现有知识产权体制进行了奋力抵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富裕国家试图通过影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制定过程以及通过贸易协定来实施自身意愿的方式，来将一个一刀切的模式强加给全世界。

先进国家通常所青睐的知识产权标准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创新和科学进步，而是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大型制药企业以及其他能够左右贸易谈判者的得利。因此诸如南非，印度，巴西等拥有大型工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发动反击也就不出所料了。

上述这些国家主要着眼于一个最体现出知识产权不公正性的地方：基本药物的可获取性。在印度，一项2005年的修正案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制以恢复专利标准的平衡和公平性，从而确保了获取权。在克服了国内和国际诉讼中的几项挑战后，该法律被认定是符合WTO标准的。在巴西，政府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早期行动实现了多项成功的谈判，大大降低了药物价格。

这些国家完全有理由去反对这个既不公平也不高效的知识产权制度。在我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回顾了关于知识产权在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各种论点。文章中大量的理论和经验证据表明，当今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体系和法律保护知识在管理全球经济活动方面日益暴露出其不足，也不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需要。事实上，这些体系无法提供基本的人类需要，比如充分的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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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在于知识是一种（全球性）公共产品，一方面在技术意义上其使用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另一方面更普遍的意义在于知识的增加可以改善全球的福祉。有鉴于此，人们忧虑的是市场无法供应足够的知识，而各类研究也无法得到充分的激励。

在二十世纪末期，传统的观点认为这种市场失灵状况可以通过引入另一个失灵状况来纠正：通过严格执行严苛专利所创造的私人垄断。但私人知识产权保护只是解决研究激励和融资问题的一条途径，即使对于先进国家来说这一手段所带来的问题也比预期更多。

在一个动辄涉及数千项专利的产品世界中，越来越密集的“专利丛林”有时会扼杀了创新，在某些情况下在律师方面的花费甚至高于研究经费。甚至研究往往不是为了生产新产品，而是想方设法地延伸，扩大和利用专利所赋予的垄断权力。

那么专利究竟是如倡导者声称般鼓励了研究和创新，还是通过限制对知识的获取而造成了阻碍？美国最高法院2013年关于天然产生的基因无法获得专利的裁定测试了这个问题。结果是明确的：创新得到了加快，催生了更好的诊断检测手段（例如与乳腺癌相关的BRCA基因）而且成本低得多。

至少有三种备选手段可以去资助和激励研究。一个是依靠集中性的直接研究支持机制，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另一个是通过例如税收抵免等方式来实现直接资助的分散化；或者由政府机构，私人基金会或研究机构来成功创新（或其他创意活动）颁发奖金奖品。

专利制度可以被视为是奖品。但这个奖品阻碍了知识的流动，减少了知识所产生的益处，并扭曲了经济。相比之下，这个体系的最终替代方法则是通过维护一个类似开源软件的创新共同体来最大化知识的流动。

发展中经济体应该利用所有这些方法来促进学习和创新。毕竟在这几十年中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增长——以及因此带来的人类发展和福利提升——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是技术变革及其所体现的知识。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在资源上的，也是知识上的。为了实现全球社会福祉的最大化，政策制定者应该大力鼓励知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但虽然支撑一个更开放体系的理论框架业已构建，世界却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过去三十年来，现有的知识产权体制在知识的利用方面制造了越来越多的障碍，往往导致创新带来的社会回报与私人收益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而塑造这一制度的强大发达经济体游说者很显然将后者放在了首位，因为他们反对一系列认定知识产权与传统知识或生物多样性存在关联的规定。

而当今这种广泛实施的严格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史无前例的。即使是在早期实现工业化国家中，知识产权保护也发展得很晚且经常被刻意规避以实现更快的工业化和增长。

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至少在两个关键方面与二十世纪经济有所不同。首先，南非，印度，巴西等经济体体的经济重要性将会大大提高。第二，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的“无形经济”——思想，知识和信息的经济——在产出中所占比例将会越来越高。

为此有关全球知识“治理”的规则应有所改变以反映这些新的现实。一项在超过25年前由先进国家主导且受到其部分行业政治压力所左右的知识产权制度在当今世界毫无意义。最大限度地追求一小部分人的利润，而非全球发展和大多数人的福祉，也没有什么意义——除了在当下的权力动态方面。

这些动态也正发生着变化，新兴经济体应该带头创造一个制衡性的知识产权制度，认识到知识对发展，成长和福祉的重要性。因为重要的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而是要将其用于人类的健康和福祉而非企业的利润。而南非关于获取药物的潜在决定可能是迈向这一目标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