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美国经济在1970年代的极端糟糕表现至少部分源自于当时的货币政策。那时“滞胀”一词被创造出来描述这个通胀上升经济停滞的诡异组合。正如卡托研究所的詹姆斯·A·多恩（James A. Dorn）最近记述的那样，尼克松的“物价控制持续扭曲了市场价格”且应当作为一个警示故事被铭记。他写到：“我们不应忘记经济自由的丧失是为一个声称可以通过压制市场力量来结束通胀的虚假承诺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加粗强调为笔者所加）
Don’t miss our next event, taking place at the AI Action Summit in Paris. Register now, and watch live on February 10 as leading thinkers consider what effective AI governance demands.
Register Now
恰好，《选择经济自由》是我去年与乔治·P·舒尔茨（George P. Shultz，于今年2月份去世，享年100岁）共同撰写的一本书的书名。作为外交官和经济政策制定者，舒尔茨积累了几十年的智慧和经验，在伯恩斯写下那份极其冒险的备忘录时他是尼克松政府的预算主管。在这本书的附录中我们附上了这份文件的全文，因为它最近才在胡佛研究所的档案中被发现。如果谁想要了解美国近代经济政策制定史的话，那么这本书应该被列为必读书目。
To have unlimited access to our content including in-depth commentaries, book reviews, exclusive interviews, PS OnPoint and PS The Big Picture, please subscribe
In Donald Trump’s White House and broader orbit, there are three differing views on how to engage with Venezuela: one is focused on restoring democracy, another has embraced pragmatism, and a third supports military intervention. The view that prevails will likely reflect all three.
thinks the Maduro regime’s fate – and the country’s future – will be largely shaped by US policymakers.
While "globalization" typically conjures images of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igration, the concept also encompasses health, the climate, and other forms of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The perverse irony is that an anti-globalist America may end up limiting the beneficial forms while amplifying the harmful ones.
worries that we will end up with only harmful long-distance dependencies, rather than beneficial ones.
Though Donald Trump attracted more support than ever from working-class voters in the 2024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e has long embraced an agenda that benefits the wealthiest Americans above all. During his second term, however, Trump seems committed not just to serving America’s ultra-rich, but to letting them wield state power themselves.
发自斯坦福—50年前的1971年6月22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给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写了一份必将长留骂名的备忘录。当时通胀一路走高，而伯恩斯想让白宫知道物价飙升不是由于货币政策或他领导下的美联储所出台的任何举措导致的，而是“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因此建议实施一个“强力工资和物价政策”，其中一段原文如下：
“我已经向您概述了实施这类政策的一条可能路径——强力且具有针对性的指令性压制，随后成立一个工资和物价审查小组（建议从属于白宫经济政策委员会）；如果未能达到预计的效果（目前这种可能性比一两年前要高），那么接下来——或许不迟于明年一月——就要将工资和物价冻结六个月时间。”
或许是出于伯恩斯作为知名学者的声誉（连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曾经是他的学生）以及作为政策制定者的长期经验，该备忘录说服了尼克松继续实施工资和物价冻结，并以一项工资和物价控制政策和面向整个经济的指导措施作为后续。这类控制和指导在冻结政策实施后的一段时间内似乎是起作用的，甚至在政治上短暂赢得过民众的支持。通胀率缓步下降，在冻结之后又出台了更多要求企业在更改工资和产品价格前必须获得一个委员会许可的强制性控制措施。
但由于每次涨价都得得到某个联邦政府官僚机构批准，这个系统的干涉性本质开始对民众和经济产生影响。而人们也很快发现政府的控制和干预正在使情况变得更糟。
此时罔顾自身维持低通胀职责的美联储开始放任货币供应量加速增长，M2（衡量现金、存款和高流动性资产额的指标）年增长率在1960年代还停留在7%，到1970年代就平均达到了10%。这加剧了那十年间的石油冲击对物价水平的影响，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还曾三度超过12%，第一次在1974年，接着是1979年和1980年），而失业率则从1971年6月的5.9%上升到1975年的9%。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美国经济在1970年代的极端糟糕表现至少部分源自于当时的货币政策。那时“滞胀”一词被创造出来描述这个通胀上升经济停滞的诡异组合。正如卡托研究所的詹姆斯·A·多恩（James A. Dorn）最近记述的那样，尼克松的“物价控制持续扭曲了市场价格”且应当作为一个警示故事被铭记。他写到：“我们不应忘记经济自由的丧失是为一个声称可以通过压制市场力量来结束通胀的虚假承诺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加粗强调为笔者所加）
PS Events: AI Action Summit 2025
Don’t miss our next event, taking place at the AI Action Summit in Paris. Register now, and watch live on February 10 as leading thinkers consider what effective AI governance demands.
Register Now
恰好，《选择经济自由》是我去年与乔治·P·舒尔茨（George P. Shultz，于今年2月份去世，享年100岁）共同撰写的一本书的书名。作为外交官和经济政策制定者，舒尔茨积累了几十年的智慧和经验，在伯恩斯写下那份极其冒险的备忘录时他是尼克松政府的预算主管。在这本书的附录中我们附上了这份文件的全文，因为它最近才在胡佛研究所的档案中被发现。如果谁想要了解美国近代经济政策制定史的话，那么这本书应该被列为必读书目。
伯恩斯备忘录是一个体现了错误理念是如何引出错误政策进而导致恶劣经济后果的完美范例。尽管伯恩斯本人声誉卓著，但他的备忘录却传递了一系列糟糕政策建议。通过将一切都归咎于某些据称困扰着整个经济的、推测得出的结构性缺陷，该备忘录最糟糕的影响就是回避了美联储控制通胀的责任——即使它显然对当时的物价水平上涨负有责任。
同理，好的理念也会引出好的政策和经济表现。正如舒尔茨和我所表明的那样，1980年代的情况正是如此。作为更广泛经济改革的一部分，美联储重新确定了自身定位，经济也随之繁荣起来。
由这一历史经验（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其他许多例子）所传达的信息应该是非常清晰的。而历史虽然从不重复，但却经常押韵，那么让我们思考一下2021年中期的状况：通胀正在回升，而美联储再次声称它对这一事态没有责任，其官员反而认定当前的物价飙升只不过是来自去年低通胀的反弹而已。
更糟糕的是，当前美联储的政策甚至比伯恩斯时代更具干涉性。由于大量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证券，其资产负债表已经爆炸，M2增长率在过去一年中急剧上升。联邦基金利率现在几乎低于任何经过验证的货币政策规则或策略所建议的利率，包括美联储自己在2021年2月发布的《货币政策报告》第48页所列出的那些。
现在从过往错误中吸取教训并让货币政策助力疫情下的持续复苏还为时不晚，只是留给美联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