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VS.欧洲央行

发自剑桥—在过去这几个月里，德国国内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辩论发生了有趣的转折。至少有些人正在重新检视那些古老而根深蒂固的经济教条，比如无论宏观经济状况如何公共部门都必须努力产生财政盈余。

经济形势正在迅速恶化。无可否认，德国经济这个欧元区长期以来的增长引擎正在喘着粗气。一些强大的潜在潮流正在推动经济放缓。因此很有有可能爆发一场典型的德国经济衰退（就深度和持续时间而言），甚至可能更糟。

当然，主要阻力是来自争吵不断的全球贸易环境所催生的不确定性。对于像德国及其邻国这类的开放经济体而言这是个尤为重大威胁，因为其本国制造商早已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中。

不断升温的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将对欧洲产生两方面的影响：间接——通过中国渠道传导过来——以及直接地，比如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就欧洲航空集团空中客车公司接受国家援助的裁决之后宣布的关税。而欧盟针对美国对波音公司的补贴的针对性报复行为（可能已得到世贸组织的认可）将是合乎逻辑的回应。

多边贸易协定的好（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不好）时光已经一去不返。如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再次盛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双边贸易不平衡状态已经膨胀到超出了一定水平，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政策制定者的反思，开始着手为保护本国生产者及其雇员（通常集中在一定区域）而将国内市场围蔽起来。与颠覆性技术变革不同的是，贸易具有再分配效应，任何无视这一效应的政策制定者都没有好果子吃，因此也暗示需要进行调整和结构改革。

因此德国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规模长期相当于其GDP6％以上——正导致该国与其他“过度进口”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因为它们也必须保持相应的大规模盈余以抵消经常账户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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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德国目前较高的经济衰退风险，看似显而易见的应对措施将是同时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奥昆（Arthur Okun）将其形容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宏观经济“女仆”——并考虑两者的影响。

按照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所谓的“共同漏斗”理论，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相互作用以影响经济活动。欧元区内的经济政策辩论经常会忽略这种相互作用，而承认这一点将使批评家们少了很多抨击欧洲央行的空间。

在联邦制国家，通常由负责大部分公共支出的上层政府来负责实施财政政策以应对经济放缓。这些稳定措施可以依据预算收入和支出随经济周期的波动而自动执行，或者可以积极主动，刻意增加国内需求以使经济重回正轨。同时，第二位女仆可以为了达成相同的稳定目标而调整政策利率和/或获取资金的渠道。

但这就是欧元区特定因素使事情复杂化的地方。欧盟（甚至更多的是欧元区）更多是一个邦联，而且远远算不上一个联邦。因此共同漏斗的作用机制也有所不同。从理论上讲，欧元区成员国作为货币意义上的次主权国家应该履行财政稳定职能。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们做不到这一点。一方面因为它们受到欧盟“财政契约”的准宪法规则的限制，另一方面它们脆弱的公共部门财政使之受到债务市场的制肘。与此同时，其他欧元区政府可能认为不需要反周期财政措施，尽管它们有财政空间来引入这些措施。

这让大部分稳定负担都落在了欧洲中央银行身上，而该行并未得到消除波动的政治授权。商业周期仅通过对消费者价格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央行的政策。

但是欧洲央行几乎用尽了其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大规模证券购买和负利率。欧洲央行在为这些工具的净收益提供证据的同时也承认了它们的潜在负面影响，例如对欧元区银行和保险业抗冲击能力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正确地呼吁各个拥有回旋余地的国家政府通过提供财政刺激措施来承担一些稳定责任。

不这样做会将欧洲央行逼入困境并削弱其独立性，正如不去解决欧洲银行业的贷款能力过剩问题那样。这是财政政策的职权范围并且会带来相应预算后果。然而可悲的是，从本质上讲迫使欧洲央行动用其资产负债表（以提供流动性来为解决偿付能力问题争取更多时间）对许多国家政客而言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这也使央行更容易遭到抨击。

对于欧洲央行来说，好消息是包括节俭的荷兰人在内的政策决策者至少再次开始讨论反周期性财政政策。显然理性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的确，大多数应对低迷的提案往往都是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的，而如今欧元区的天平似乎终于倒向了这一侧。

但是政策辩论必须变得不那么宏观且更加具体。鉴于其各自国家形式的福利资本主义，欧元区成员国拥有较美国更为强大的自动稳定器。此外一些国家的财政相当分散。对于德国尤其如此，德国大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净缩减额——在公共部门总预算中显示为储蓄或“黑零”（schwarze Null）平衡预算——其实是德国第三财政层级（市镇）内部脆弱且高度分配不均的财政收入基础所导致的结果。尽管可以通过将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账户分开来遵循经济上合理的“黄金法则”，但许多市政当局资金短缺。因此要解决德国的“财政空间”问题就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需要在欧元区层面构建一个合理（就规模而言）的自动稳定能力。对此欧元区的《促进趋同和竞争力预算工具协议》是一个起点，但要做的还远远不够。当然它不应只关于一个为“稳定”而设的预算项目，而是一个货真价实且民主合法的公共部门国家责任和主权转移。

但不幸的是，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元区成员国当前的政治更具内向性。这将使欧元区——尤其是其实力较弱的成员国——继续保持脆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