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必须具备普惠包容性

发自华盛顿特区——近年来世界在推进金融普惠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从2011年开始的十年间，能够获取金融服务的成年人比例惊人地上升了50%，达到3/4以上。但我们在创建真正包容的金融体系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扩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获取渠道外，我们还必须确保这些产品和服务适用于所有人，其中包括全球12亿残障人士。

第一代金融技术通过为无法得到足够银行服务的人群提供便利（如手机支付和小额贷款）颠覆了传统银行业。而下一波创新必须更进一步，将“普惠包容性”作为基本设计原则，其理念就是每个人都应当获得真正满足需求并改善自身福祉的金融工具。

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例子。以使商家能够在无需支付终端的情况下使用智能手机接受付款的手机感应收款（tap-to-phone）为例，这项功能既为买卖双方带来了显而易见的便利和安全，也让那些难以数钱的盲人或视障人士能够更充分地参与数字经济。因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病和脑瘫等疾病状况而行动不便的人也可以使用手机感应收款技术。

声控支付（voice-activated payment）也是如此：它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方便，但对视障、行动不便或有读写障碍的人来说尤为重要。这是包容性设计的最佳体现：具备让所有人——无论是否残疾——都能使用的高度操作性。事实上此类技术的广泛推广使残疾人能够更轻松地使用它们。由于62%的残疾是肉眼不可见的，因此要求别人提供便利可能会非常困难。但倘若一种“无障碍”工具已经四处通行了，那自然也没有人会因此觉得麻烦。

但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金融产品开发的主流做法却并未对包容性给予足够重视。这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还错失了经济机遇。残障人士及其亲友的可支配收入高达13万亿美元，同时这一群体的人数和消费能力必将随着寿命的延长而上升。

除了开发这个庞大且未得到充分服务之市场的直接回报外，力图实现普惠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企业也会对其他客户——尤其是年轻一代——更具吸引力。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91%的千禧一代（出生于1980至1994年间）愿意用“意义驱动型”企业的替代产品来取代自己的通常购买选项。而出生于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Z世代也极其偏好那些强调社会价值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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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普惠包容性，金融机构应采用一个基于三大支柱的新创新框架。首先是一个从一开始就使用无障碍考虑因素来塑造解决方案的普惠包容性设计手段。这相对当今基于合规性的做法是个重大转变——后者通常是在事后进行调整以满足最低的无障碍标准。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确保残障人士能参与到设计过程的每个阶段。

新金融科技框架的第二个支柱是数据。衡量我们在整体金融包容性方面的进展非常重要，但收集区分不同群体或细分市场的详细数据也同样重要。同时这些数据应超越获取层面，涵盖服务质量以及行业产品带来的金融福祉变化。

最后，明确的问责制和报告标准至关重要。各类监管框架必须包括推动金融服务机构披露其普惠包容性指标方面进展的激励措施，使这些结果与传统金融指标一样成为其报告的基础内容。

普惠包容性的好处不仅限于利润。当所有人都能充分参与经济活动时，经济也会变得更具韧性与活力。为满足某个弱势群体的需求而付出的努力还可能带来惠及所有人的创新——这种现象被称为“路缘坡效应”，指的是在人行道路肩上增建的小坡不仅方便了轮椅使用者，还给从推婴儿车的父母到送货员在内的许多其他人提供了便利。

我们不应将无障碍性视为一项需要克服的阻碍，而应认识到其作为创新和增长催化剂的潜力。金融服务领域的普惠包容性不仅关乎做好事，也关乎业务的良好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