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是如何推动制造业转型的

发自慕尼黑—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逐步升级，全球供应链的内在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露无遗。对此先进经济体的企业并未像以往那样停下来等待何时再将生产活动集中在那些劳动力廉价又充足的国家中，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工资最低的工人——机器人——身上。

在1990年代初，随着铁幕的倒塌，中国被整合进全球并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集装箱运输的兴起，企业开始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国家。199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那段时期被称为高度全球化时代，其中全球价值链大概占据了全球贸易的60％。

2008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标志着这个高度全球化时代的终结。全球价值链在2011年时停止了扩张，从那以后也再没有增长过。

这种逆转是由不确定性驱动的。从2008年到2011年，由海特斯·阿希尔（Hites Ahir），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和大卫·弗瑟里（Davide Furceri）创建的世界不确定性指数上升了200％。相比之下，在2002~2003年爆发SARS期间该指数仅仅上升了70％，而英国在2016年投票决定脱离欧盟后则飙升了250％。

当不确定性上升时全球价值链就会受损。根据过去的数据，可以预测不确定性增加300％（正如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所可能导致的那样）将使全球供应链活动减少35.4％。企业也不再认为外包所节省下来成本能高于风险。

而在部署机器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廉价的时候，实现生产回流的动机也就更加强烈。这笔账很容易算，比如一家美国公司向越南或孟加拉国工人支付的工资虽然比美国工人少得多，但是安装在美国的机器人根本不会要求工资，更别提医疗保险或病假等福利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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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器人的投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先进经济体企业一直在追求这一目标，其中以汽车产业为最——该产业的机器人装机量可以占到全国总量的50~60％。全球部署机器人最多的德国2017年制造业每万名工人相对的机器人装机量为322台，只有韩国（每万名工人710台）和新加坡（每万名工人658台）的比例更高，而美国的每万名工人装机量为200台。

事实上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一些国家（例如德国）已经拥有足量机器人以最大程度降低生产中人工成本的权重。其他许多国家在2008年后利率相对工资比率急剧下降的推动下也开始推广机器人，并将更大份额的生产迁回了本国。

如今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根据迄今为止的货币政策，随着央行试图抵消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破坏性影响，预计利率会下降达30％。过去的数据表明这可以使机器人的部署速度加快75.7％（但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也阻碍了投资，因此并不会产生安装机器人的极端热潮。）

这种趋势将集中在最受全球价值链影响的产业。在德国这指的是汽车和运输设备，电子产品以及纺织品——这些产业有大约12％的生产部件进口自低薪酬国家（总体而言，德国经济中有6.5％生产部件来自进口。）

在全球范围内回迁最为积极的产业是化学品，金属产品以及电气产品和电子产品。而化学产业则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回迁规模最大的产业。

这一趋势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构成了重大威胁，因为这些增长模式依赖于低成本制造业和中间生产部件的出口。在中欧和东欧地区，一些国家通过自身投资机器人来应对这一挑战。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拥有大量外资汽车行业）如今每万名工人对应的机器人数量都超过了美国或法国。而且该策略似乎已经奏效：对于富裕国家而言这些国家仍然是富有吸引力的生产外包目的地。

但那些亚洲低成本制造中心的日子就比较难过了，特别是经历本次疫情大流行之后。尽管中国计划转向高附加值生产并增加国内消费，但这个以往通过确立自身在多个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来确保经济增长的国家将面临特别严峻的挑战。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和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之下，发达经济体似乎已为制造业的复兴做好了准备。但尽管这可以减少大企业的风险，却可能无法令许多先进经济体劳动者受益，更不别提那些承接生产转移的发展中国家了。因此各国政府都需要执行一套更适应于这一新经济秩序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