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剑桥——达伦·阿斯莫格鲁 西蒙·约翰逊 乔纳森·艾拉·列维 《美式资本主义时代》 （Ages of American Capitalism）、J·布拉德福德·德隆 《蹒跚走向乌托邦》 （Slouching Towards Utopia）、加里·格斯特尔（Gary Gerstle）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兴衰》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liberal Order），海伦·汤普森 《紊乱：21世纪的艰难岁月》 《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所有这些著作都论述了西方工业化世界分配和行使权力的两种制度——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根本矛盾。同时每部作品都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动力是如何集中了经济和金融权力，然后利用这些权力来影响甚至主导政治进程的。
而《权力与进步》一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两位作者本身的职业习惯。两人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是经济系的，约翰逊是斯隆管理学院的。前者是他这一代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既在广度、多样性和质量方面对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还对科技在消灭现有和创造新就业岗位时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做了重要工作。而后者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因分析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如何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伏笔而闻名于世。
两人的另一个特点则在于他们显然都愿意为非学术类读者撰写书籍。他们之前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阿西莫格鲁）和关于财政政策与国债的政治经济学（约翰逊）的著作是通往《权力与进步》写作道路上的阶梯，也是2008年以来经济学演变的代表性范例。
如今他们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堡垒中走出来，试图证明我们所经历的经济结果从来都不完全是市场将资源有效配置到最佳用途的产物。相反，他们认为如何分配科技进步的成本和收益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尽管看起来并不总是如此。因此，他们的书名还有第二层含义：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是衡量经济学所能取得的进步的一个令人鼓舞的标准。
非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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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历史学家梅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的“科技第一定律”指出 ：“技术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同时也不是中立的，”而这句话也完全可以作为《权力与进步》一书的题记。它巧妙地抽象出两位作者所关注的“自动化技术和新任务的创造，与利润分享的制度基础之间的制衡。”也正是这一框架构建了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对中世纪至今的经济和政治历史的探索。
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技术既将劳动力从现有工作任务中“置换”出来，又将他们“重新安置”到新的任务中。在此两位作者以众多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理论阐述并从经验上验证了这一理论的论文（阿西莫格鲁是其中许多文章的合著者）作为论证基础。只要新技术提高了生产率，就会增加可供分配的盈余。但盈余的分享方式取决于市场和政治进程中的权力对比，而这一对比经常可能会减轻甚至逆转市场结果。
他们一直追溯到13世纪以举例说明创新技术（风车和水车磨坊）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完全被世俗和宗教精英占有了。用于建造欧洲那些宏大教堂的资源直接来自于农民。两位作者所谓“农民被说服 去默然接受”（强调由笔者所加）是不恰当的，但他们很快就通过强调强制性手段的作用来纠正了这一印象。毕竟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导人都被当即处决了。
随后两位作者转向工业革命，重点关注其分配后果以说明技术的非中立性。他们指出工业革命的第一个后果就是英国工人阶级在很长一代人的时间里都处于极其贫困状态。从手摇纺织机织工的角度来看纺织厂的技术无疑是糟糕的。但两位作者可能也注意到“血腥法典”强化了对劳动力的剥削——该法典将破坏机器和其他100多种行为定为重罪，可判处死刑或流放到澳大利亚。
但英国的政治权力对比在19 世纪的第二个25年间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初体现在1832年的《改革法》，14年后又体现在相关谷物法律的废除——这些法律对进口谷物征收关税以保护地主的地租。但是渐进式改革并不是富人馈赠给中产阶级的礼物，更不是送给穷人的礼物，而是公众通过奋力施压 赢回来的：这种压力既体现在和平集会和请愿上，也体现在叛乱暴动中。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分配。
两位作者接着将研究延伸至20世纪上半叶，提供了劳动力市场内部权力对比和政治权力对比之间的平衡随着大规模生产和电气化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演变互动的证据。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之后，被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称之为“抗衡力”的权力以工会和社会立法的形式出现以限制资本并为劳工赋权，促成了发达国家不平等现象的急剧（尽管只是短暂的）减少。
在此，我们应该暂停一下去思考两位作者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新古典生产函数认为在竞争条件下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所获得的回报由它们各自对产出的边际贡献所决定。因此工人的工资是由劳动对生产的增量贡献决定的，而资本的回报也是如此。那么或许有人会问：“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公平的呢？”
事实上，通过“在竞争条件下”这个不经意加入的短语，新古典生产函数明确排除了权力在决定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正如两位作者详尽无遗地表明的那样，现实世界市场中的收益分配从来都不仅仅是生产技术条件的结果。而能够投射抗衡力来平衡资本所有权赋予管理者的权力是核心所在。这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借以演化发展的“争议性路径”。
驱策而又束缚人的愿景
《权力与进步》赋予了企业家们一个特殊且具备塑造作用的“愿景”，而这些人引领了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创新并组成了“愿景寡头”。当今的“愿景寡头”是
“......一个由科技领军人物组成的小圈子，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相似的世界观、相似的激情，也不幸地有着相似的盲点。......该集团的影响力并非来自坦克和导弹，而是因为它能够进入权力的走廊并影响公众舆论。......愿景寡头之所以如此具有说服力是因为它取得了辉煌的商业成功。”
这种深刻的相关性关切解释了书中一处看似毫不相关的偏离性内容。阿斯莫格鲁和约翰逊以费迪南德·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的经历作为“警世故事”——这位法国企业家推动了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但随后却在尝试修建巴拿马运河的过程中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德莱塞普在苏伊士运河上取得的成功使他陷入了一个与巴拿马迥然不同的地理、地质和环境条件完全不适配的计划中。最终他被自己的愿景所困，而莱塞普版的巴拿马运河也永远无法完工。
两位作者本可通过更明确地将德莱塞普的愚蠢行为与连续几个技术时代的其他此类事例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丰富他们对这一愚行的论述。亨利·福特（Henry Ford）这位大规模生产的英雄先驱人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福特在书中主要作为一位为留住工人而不得不改善福利的老板形象出现。由于装配流水线的非人道严酷性，1913年福特高地公园工厂的员工流失率高达 380%，致使公司不得不将工资大幅提高到当时前所未有的每天5美元水平。
然而两位作者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作为获得额外工资的条件之一，福特公司的社会学部门对工人进行了全面、严格的监督 ，对他们的个人行为到家庭生活都进行了跟踪。可见早在数字时代来临的几代人之前“监控资本主义”就已经在底特律开始运作了。
而与德莱塞普的失败更直接相关的则是福特自身的愿景先是推动了他和他的企业，然后又使其陷入困境，戴维·霍恩谢尔（David Hounshell）在其 1985 年的经典著作《从美国制度到大规模生产，1800~1932》 对标准化的极端关注 ——“任何客户都可以把汽车涂成他想要的颜色，只要那颜色是黑色就行”——以及生产流程的专业化来实现低价的。就连福特生产线使用的机床都是为生产T型车而专门设计的。
当通用汽车公司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展示了产品差异化在大幅扩张的汽车市场上所取得的竞争成功时，福特被迫放弃了他的愿景。1926年通用汽车公司的雪佛兰品牌车在美国的销量超过了T型车，这意味着市场营销大师战胜了生产技术大师。为了效仿通用汽车针对不同经济和社会阶层推出了不同车型的做法，福特不得不让工厂停工半年去转产A型车。
而技术上的成功远见如何使市场领导者陷入困境的一个更新近事例则是20 世纪最后 10 年里的IBM 公司。IBM 在全球计算机行业的主导地位归功于集中式数据处理的开发和应用：大型计算机通过“哑”终端与用户进行交互。随着大型计算机的日益成熟，它提供了企业和政府客户所需的所有“特性”（可靠性、可扩展性、安全性）。
随着System/360大型电脑的问世，IBM 完成了一次英勇的企业转型，也是一项堪比德莱塞普的苏伊士运河的成就。两位作者认可那些特立独行的技术专家们曾经挑战过IBM的愿景并力图建立一种使用去中心化计算的替代性模式（这种模式最初是通过个人电脑实现的）。然而他们忽略了IBM后来衰落的更深层次原因，而这展现了一个短期的战术举措和一个长期的战略失误。
随着苹果和其他公司展示了低成本、单一用户机器的吸引力，IBM放弃了其紧密集成的专有技术传统。它在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拉顿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个人电脑部门——距离其位于纽约阿蒙克的公司总部有1200多英里——并授权将两个关键部件外包：中央处理器外包给英特尔，操作系统外包给微软。这催生了后来削弱IBM自身主导地位的“Wintel”双头垄断，而IBM即使在计算市场大规模扩张之时也无力扳回局面。
在 个人电脑诞生之前，IBM 曾做出过一项事实证明破坏性更大的战略承诺，而这与德莱塞普的失败如出一辙。为了复制System/360大型电脑的成功，IBM于1971年启动了旨在淘汰包括自身系统在内的所有现有计算系统的“未来系统”项目。其核心原则是最大限度地整合硬件软件以便从硬件成本的下降中获益，并将客户的应用程序锁定在唯一能够支持它们的硬件上。
由于激烈的内部争论和竞争以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该项目仅仅持续了四年就夭折了。但是这一愿景得以延续并在1980年代末以 AS/400大型计算机的形式进入市场。该产品一度获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约140亿美元的年收入和100 亿美元自由现金流。但与 IBM个人电脑在战术上的成功形成关键且鲜明对比的是它的全封闭架构将 IBM 与重塑 该行业其他部分的革命（从垂直整合的硬件向水平、分散、网络化的计算转变，而价值也随着硬件的商品化而同步向软件迁移）隔离开来。到2000 年时IBM 在计算机持续演进中的地位基本已经无足轻重了。
两位作者担心当今大型科技企业家的愿景会主导当今新技术的应用方式。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这些企业利用机器学习创建的基于微标签广告商业模式会演变为新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更具社会破坏性应用。他们还强调自动化有可能消灭一些任务和岗位，进一步转向不利于劳动者权力平衡并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工业革命头50年那漫长而痛苦的历史日益重现。但两位作者并未止步于此。
过去对科技的重新引导
在讨论第一次工业革命对英国工人造成的恶果时，阿斯莫格鲁和约翰逊总结了书中的积极信息：“技术对劳动人民的负面偏好始终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进步’的不可避免副作用，而要扭转这种偏好就需要做出不同的选择。”
在描述二战后的包容性繁荣时代时，他们恰如其分地阐述了工会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而工会正是被1935年新政时出台的《全国劳工关系法》（“瓦格纳法”）赋予了权力。底特律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和西海岸地区的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会都协助塑造了自动化设备的应用方式和利益分享方式。因此大萧条导致的政治权力对比变化也引发了劳动力市场权力对比的变化。
当由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试图废除新政的大部分内容时，1947年的《劳资关系法》（“塔夫脱-哈特利法”）是其为数不多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而其中则包括两项削弱工会经济权力的条款。其中一项条款授权各州颁布一套所谓的“工作权法律”，结束了那些因多数人支持工会而强制要求所有工人缴纳工会会费的“只可雇佣工会会员（Closed shop）”做法。美国南方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广泛颁布了此类法律；但一旦完成了这一过程，美国的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厂——就从工会林立、工业发达的中西部迁移到了那里。
第二项规定更为微妙，但两位作者认为它特别具有启发性。在德国和北欧国家，谈判是在行业层面进行的，工会协议对行业内各企业之间的竞争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塔夫脱-哈特利法要求工会与管理层的所有谈判都在业务单位层面进行，这意味着每一次谈判都会影响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因此破坏工会成了夺取竞争优势——甚至左右企业生存——的工具。
“工会密度”——至少有一名工会成员的家庭占全体家庭的百分比——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负相关性 表明了这一政策的宏观经济意义。两位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历史规律，并将“工人组织”的广泛发展视为构建抗衡力和重新引导技术的必要第一步。
在提出行动建议之前，两位作者对机器学习和大型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重塑工作世界进行了翔实而细致的解读。他们详细探讨了人工智能的方法、应用和局限性，尤其是由海量训练数据生成的统计模型“过拟合（overfitting）”的危险。他们强调了当人工智能被应用于社会环境时这种危险是如何变得尤为突出的，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人类对人工智能输出的反应会反射性地改变人工智能所赖以训练的数据。
两位作者对工人和任务的数字化管理的批评建立在大量且快速增长的文献基础之上。他们还通过重温三位技术先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约瑟夫·C·R·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和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的工作来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维纳创设了“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来描述人机互动，他的研究重点是如何与计算机进行生产性协作。利克莱德在1960年代初于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发挥了主导作用，为交互式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本身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恩格尔巴特受到利克莱德远见卓识的启发，于1968年发表了人称“所有演示之母 ”的演讲，展示了计算机在未来50年的发展前景。
在“机器的实用性”这一标题下，两位作者呼吁上述三位远见卓识者去确定一条替代性的“未曾走过之路”，而其首要任务则是开发各类利用计算机去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方法。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机会就是扩大那些高效计算机应用的使用范围，提高工人在现有任务上的生产率。其次，数字技术在将旧任务自动化的同时也已经创造了大量新任务（在宏观经济层面，从制造业到各类服务业的广泛转型最能体现这一点）。第三，如果人工智能能在经过精心选择的数据基础上进行适当训练，那么它向人类决策者提供相关信息的效率就会远远高于惯常的谷歌搜索（尤其是在后者日益受到广告玷污的情况下）。
最后，新的数字工具正在创造新的平台和市场，这在那些传统体制并未阻碍创新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最为显著。这类案例正日益增加，而两位作者则列举了其中两个：印度南部喀拉拉邦通过移动电话建立的统一鱼市场，还有肯尼亚的移动货币和汇款系统M-Pesa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然而正如两位作者所承认的那样，与旨在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人类平等”的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相比，这些成功都是微不足道的。人工智能非但没有给工人赋权，反而有可能成为“所有不恰当技术之母”，因为企业将重点压倒性地置于自动化而非增加人手上。因此问题在于该如何应对这一点。
当今对科技的重新引导
阿斯莫格鲁和约翰逊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互为补充的途径来限制和塑造新技术的影响。他们首先提出需要建立适应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工人组织，因为当今的劳动力市场远比二十世纪中叶行业工会蓬勃发展的市场更加分散化。
人们希望沃尔玛对工作实施算法管理的技术也能被工人们用来构建一种新的团结。两位作者指出工会运动在亚马逊和星巴克的一些分店取得了（尽管规模有限的）成功。虽然他们的书写于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与UPS物流公司谈判新合同之前，而新合同可能会对缺乏组织的联邦快递司机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这本书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各个看似孤立的事件往往具有系统重要性。
当然他们也认识到识别一项技术应用的实际分配效应是极具挑战性的，而制定干预措施以推动技术部署向机器有用的应用方向发展更是如此。毕竟在该领域采取干预措施的意外后果很难事先知晓。不过两位作者指出劳动在附加值中所占份额的可观测变化可以在企业、行业和国家层面进行可靠测量，因此为技术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晴雨表。
为此他们建议对技术的使用方式进行“多个”试验并对最有前途的应用给予奖励。但考虑到政策必定要在一片充满不确定的气氛中制定，他们反对对特定用途提前征税。在这方面他们的方法与乔·拜登总统政府引导美国经济转向绿色技术的战略不谋而合，后者几乎完全以胡萝卜而非大棒为基础。
两位作者的建议中有一个领域尤其清晰明了，那就是反垄断监管。他们将通过各种辅助性倡议来补充反垄断执法，包括废除《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条——这一臭名昭著的法条规定大型科技企业无需为用户在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承担任何责任——以及对数字广告征收新税。
本着同样的进步精神，他们呼吁进行改革以重新平衡联邦税率的影响范围，因为该税制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资本回报而非劳动报酬。在考虑到各类社会保障相关税项之后，他们指出企业在雇用劳动力方面每多花费10万美元，雇主和雇员就得共同承担25%的税款，而对完成同样任务的新设备征收的税率则不到5%。
为了改变劳动力市场干预的制衡状况，他们倾向于为企业内外的工人培训提供补贴。但他们坚决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呼吁，认为这是对某些技术空想家使用自动化彻底消灭人类工作的迷梦的严重错误让步。他们可能会补充说全民基本收入除了会剥夺人们因努力而获得回报的感觉之外还会将社会资源转移到提供道路和图书馆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外。事实上它代表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英国前首相玛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所谓“（社会）并不存在”的著名论断就是这种个人主义的体现。
对新思维的需求
最后，另外两个独立的建议可以有效结合在一起。首先，两位作者呼吁政府在支持创新技术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们的意思并不是“挑选赢家”，而是想到了美国军方作为从青霉素到微电子等科学进步成果的首位合作客户所发挥的作用。另外，鉴于学术界“在培养和行使......社会权力方面的核心作用”，他们特地呼吁要关注那些有可能扭曲学术激励机制的企业资助形式。
最近的两个积极信号表明两位作者的观点应该会受到欢迎。首先，拜登政府在过去两年中通过的主要立法——《两党基础设施法》（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芯片和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以及《通货膨胀削减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表明美国已经开始接受政府在前沿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其次，知识创新一直与创新立法相伴相随，而学术经济学的重建有助于重新定义和拓宽决策选项。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克雷默
本文开头提到的所有书籍都详细描述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失败及其随之而来的消亡，但却会让读者不禁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在《权力与进步》一书中，两位作者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新的框架以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未来。为此，他们提出了有效行动的“三叉戟”：改变叙事方式并随之改变文化规范；构建抗衡力；制定相关的政策解决方案。
正如两位作者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以前也曾这样做过。从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变革到二十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再到后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新政，民众动员重塑了权力结构和政策内容。鉴于党派两极分化的程度以及右翼势力对民主体制的公然抨击，当前的挑战似乎十分艰巨。然而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就会发现真正的进步。
两位作者并未提及拜登政府通过的标志性立法：《芯片与科学法》和《通胀削减法》。这两项法案都受到了批评，因为其中包含了一系列对工会劳工、生活工资、托儿设施等的要求，从而使其主要目的——振兴国内半导体产业和激励对绿色技术的投资——变得复杂化了。但这些被诋毁者称为“大杂烩”的条款正是政治领导人实践这本杰出著作的核心论点的方式：让科技的分配性影响成为一种社会选择。
发自剑桥——达伦·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的新书《权力与进步》（Power and Progress）与其他一些宏大叙事一样，探讨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美国——还有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并行的英国——是如何陷入当前这种乱局的？其他值得一读的著作包括乔纳森·艾拉·列维（Jonathan Ira Levy）的《美式资本主义时代》（Ages of American Capitalism）、J·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的《蹒跚走向乌托邦》（Slouching Towards Utopia）、加里·格斯特尔（Gary Gerstle）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liberal Order），海伦·汤普森（Helen Thompson）的《紊乱：21世纪的艰难岁月》以及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所有这些著作都论述了西方工业化世界分配和行使权力的两种制度——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根本矛盾。同时每部作品都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动力是如何集中了经济和金融权力，然后利用这些权力来影响甚至主导政治进程的。
而《权力与进步》一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两位作者本身的职业习惯。两人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是经济系的，约翰逊是斯隆管理学院的。前者是他这一代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既在广度、多样性和质量方面对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还对科技在消灭现有和创造新就业岗位时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做了重要工作。而后者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因分析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如何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伏笔而闻名于世。
两人的另一个特点则在于他们显然都愿意为非学术类读者撰写书籍。他们之前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阿西莫格鲁）和关于财政政策与国债的政治经济学（约翰逊）的著作是通往《权力与进步》写作道路上的阶梯，也是2008年以来经济学演变的代表性范例。
如今他们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堡垒中走出来，试图证明我们所经历的经济结果从来都不完全是市场将资源有效配置到最佳用途的产物。相反，他们认为如何分配科技进步的成本和收益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尽管看起来并不总是如此。因此，他们的书名还有第二层含义：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是衡量经济学所能取得的进步的一个令人鼓舞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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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技术既将劳动力从现有工作任务中“置换”出来，又将他们“重新安置”到新的任务中。在此两位作者以众多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理论阐述并从经验上验证了这一理论的论文（阿西莫格鲁是其中许多文章的合著者）作为论证基础。只要新技术提高了生产率，就会增加可供分配的盈余。但盈余的分享方式取决于市场和政治进程中的权力对比，而这一对比经常可能会减轻甚至逆转市场结果。
他们一直追溯到13世纪以举例说明创新技术（风车和水车磨坊）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完全被世俗和宗教精英占有了。用于建造欧洲那些宏大教堂的资源直接来自于农民。两位作者所谓“农民被说服去默然接受”（强调由笔者所加）是不恰当的，但他们很快就通过强调强制性手段的作用来纠正了这一印象。毕竟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导人都被当即处决了。
随后两位作者转向工业革命，重点关注其分配后果以说明技术的非中立性。他们指出工业革命的第一个后果就是英国工人阶级在很长一代人的时间里都处于极其贫困状态。从手摇纺织机织工的角度来看纺织厂的技术无疑是糟糕的。但两位作者可能也注意到“血腥法典”强化了对劳动力的剥削——该法典将破坏机器和其他100多种行为定为重罪，可判处死刑或流放到澳大利亚。
但英国的政治权力对比在19 世纪的第二个25年间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初体现在1832年的《改革法》，14年后又体现在相关谷物法律的废除——这些法律对进口谷物征收关税以保护地主的地租。但是渐进式改革并不是富人馈赠给中产阶级的礼物，更不是送给穷人的礼物，而是公众通过奋力施压赢回来的：这种压力既体现在和平集会和请愿上，也体现在叛乱暴动中。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分配。
两位作者接着将研究延伸至20世纪上半叶，提供了劳动力市场内部权力对比和政治权力对比之间的平衡随着大规模生产和电气化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演变互动的证据。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之后，被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称之为“抗衡力”的权力以工会和社会立法的形式出现以限制资本并为劳工赋权，促成了发达国家不平等现象的急剧（尽管只是短暂的）减少。
在此，我们应该暂停一下去思考两位作者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新古典生产函数认为在竞争条件下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所获得的回报由它们各自对产出的边际贡献所决定。因此工人的工资是由劳动对生产的增量贡献决定的，而资本的回报也是如此。那么或许有人会问：“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公平的呢？”
事实上，通过“在竞争条件下”这个不经意加入的短语，新古典生产函数明确排除了权力在决定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正如两位作者详尽无遗地表明的那样，现实世界市场中的收益分配从来都不仅仅是生产技术条件的结果。而能够投射抗衡力来平衡资本所有权赋予管理者的权力是核心所在。这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借以演化发展的“争议性路径”。
驱策而又束缚人的愿景
《权力与进步》赋予了企业家们一个特殊且具备塑造作用的“愿景”，而这些人引领了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创新并组成了“愿景寡头”。当今的“愿景寡头”是
“......一个由科技领军人物组成的小圈子，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相似的世界观、相似的激情，也不幸地有着相似的盲点。......该集团的影响力并非来自坦克和导弹，而是因为它能够进入权力的走廊并影响公众舆论。......愿景寡头之所以如此具有说服力是因为它取得了辉煌的商业成功。”
这种深刻的相关性关切解释了书中一处看似毫不相关的偏离性内容。阿斯莫格鲁和约翰逊以费迪南德·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的经历作为“警世故事”——这位法国企业家推动了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但随后却在尝试修建巴拿马运河的过程中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德莱塞普在苏伊士运河上取得的成功使他陷入了一个与巴拿马迥然不同的地理、地质和环境条件完全不适配的计划中。最终他被自己的愿景所困，而莱塞普版的巴拿马运河也永远无法完工。
两位作者本可通过更明确地将德莱塞普的愚蠢行为与连续几个技术时代的其他此类事例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丰富他们对这一愚行的论述。亨利·福特（Henry Ford）这位大规模生产的英雄先驱人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福特在书中主要作为一位为留住工人而不得不改善福利的老板形象出现。由于装配流水线的非人道严酷性，1913年福特高地公园工厂的员工流失率高达 380%，致使公司不得不将工资大幅提高到当时前所未有的每天5美元水平。
然而两位作者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作为获得额外工资的条件之一，福特公司的社会学部门对工人进行了全面、严格的监督，对他们的个人行为到家庭生活都进行了跟踪。可见早在数字时代来临的几代人之前“监控资本主义”就已经在底特律开始运作了。
而与德莱塞普的失败更直接相关的则是福特自身的愿景先是推动了他和他的企业，然后又使其陷入困境，戴维·霍恩谢尔（David Hounshell）在其 1985 年的经典著作《从美国制度到大规模生产，1800~1932》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福特一心专注于生产最便宜的汽车，他的T型车在半代人的时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福特是通过对标准化的极端关注——“任何客户都可以把汽车涂成他想要的颜色，只要那颜色是黑色就行”——以及生产流程的专业化来实现低价的。就连福特生产线使用的机床都是为生产T型车而专门设计的。
当通用汽车公司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展示了产品差异化在大幅扩张的汽车市场上所取得的竞争成功时，福特被迫放弃了他的愿景。1926年通用汽车公司的雪佛兰品牌车在美国的销量超过了T型车，这意味着市场营销大师战胜了生产技术大师。为了效仿通用汽车针对不同经济和社会阶层推出了不同车型的做法，福特不得不让工厂停工半年去转产A型车。
而技术上的成功远见如何使市场领导者陷入困境的一个更新近事例则是20 世纪最后 10 年里的IBM 公司。IBM 在全球计算机行业的主导地位归功于集中式数据处理的开发和应用：大型计算机通过“哑”终端与用户进行交互。随着大型计算机的日益成熟，它提供了企业和政府客户所需的所有“特性”（可靠性、可扩展性、安全性）。
随着System/360大型电脑的问世，IBM 完成了一次英勇的企业转型，也是一项堪比德莱塞普的苏伊士运河的成就。两位作者认可那些特立独行的技术专家们曾经挑战过IBM的愿景并力图建立一种使用去中心化计算的替代性模式（这种模式最初是通过个人电脑实现的）。然而他们忽略了IBM后来衰落的更深层次原因，而这展现了一个短期的战术举措和一个长期的战略失误。
随着苹果和其他公司展示了低成本、单一用户机器的吸引力，IBM放弃了其紧密集成的专有技术传统。它在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拉顿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个人电脑部门——距离其位于纽约阿蒙克的公司总部有1200多英里——并授权将两个关键部件外包：中央处理器外包给英特尔，操作系统外包给微软。这催生了后来削弱IBM自身主导地位的“Wintel”双头垄断，而IBM即使在计算市场大规模扩张之时也无力扳回局面。
在 个人电脑诞生之前，IBM 曾做出过一项事实证明破坏性更大的战略承诺，而这与德莱塞普的失败如出一辙。为了复制System/360大型电脑的成功，IBM于1971年启动了旨在淘汰包括自身系统在内的所有现有计算系统的“未来系统”项目。其核心原则是最大限度地整合硬件软件以便从硬件成本的下降中获益，并将客户的应用程序锁定在唯一能够支持它们的硬件上。
由于激烈的内部争论和竞争以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该项目仅仅持续了四年就夭折了。但是这一愿景得以延续并在1980年代末以 AS/400大型计算机的形式进入市场。该产品一度获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约140亿美元的年收入和100 亿美元自由现金流。但与 IBM个人电脑在战术上的成功形成关键且鲜明对比的是它的全封闭架构将 IBM 与重塑该行业其他部分的革命（从垂直整合的硬件向水平、分散、网络化的计算转变，而价值也随着硬件的商品化而同步向软件迁移）隔离开来。到2000 年时IBM 在计算机持续演进中的地位基本已经无足轻重了。
两位作者担心当今大型科技企业家的愿景会主导当今新技术的应用方式。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这些企业利用机器学习创建的基于微标签广告商业模式会演变为新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更具社会破坏性应用。他们还强调自动化有可能消灭一些任务和岗位，进一步转向不利于劳动者权力平衡并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工业革命头50年那漫长而痛苦的历史日益重现。但两位作者并未止步于此。
过去对科技的重新引导
在讨论第一次工业革命对英国工人造成的恶果时，阿斯莫格鲁和约翰逊总结了书中的积极信息：“技术对劳动人民的负面偏好始终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进步’的不可避免副作用，而要扭转这种偏好就需要做出不同的选择。”
在描述二战后的包容性繁荣时代时，他们恰如其分地阐述了工会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而工会正是被1935年新政时出台的《全国劳工关系法》（“瓦格纳法”）赋予了权力。底特律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和西海岸地区的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会都协助塑造了自动化设备的应用方式和利益分享方式。因此大萧条导致的政治权力对比变化也引发了劳动力市场权力对比的变化。
当由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试图废除新政的大部分内容时，1947年的《劳资关系法》（“塔夫脱-哈特利法”）是其为数不多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而其中则包括两项削弱工会经济权力的条款。其中一项条款授权各州颁布一套所谓的“工作权法律”，结束了那些因多数人支持工会而强制要求所有工人缴纳工会会费的“只可雇佣工会会员（Closed shop）”做法。美国南方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广泛颁布了此类法律；但一旦完成了这一过程，美国的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厂——就从工会林立、工业发达的中西部迁移到了那里。
第二项规定更为微妙，但两位作者认为它特别具有启发性。在德国和北欧国家，谈判是在行业层面进行的，工会协议对行业内各企业之间的竞争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塔夫脱-哈特利法要求工会与管理层的所有谈判都在业务单位层面进行，这意味着每一次谈判都会影响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因此破坏工会成了夺取竞争优势——甚至左右企业生存——的工具。
“工会密度”——至少有一名工会成员的家庭占全体家庭的百分比——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负相关性表明了这一政策的宏观经济意义。两位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历史规律，并将“工人组织”的广泛发展视为构建抗衡力和重新引导技术的必要第一步。
在提出行动建议之前，两位作者对机器学习和大型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重塑工作世界进行了翔实而细致的解读。他们详细探讨了人工智能的方法、应用和局限性，尤其是由海量训练数据生成的统计模型“过拟合（overfitting）”的危险。他们强调了当人工智能被应用于社会环境时这种危险是如何变得尤为突出的，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人类对人工智能输出的反应会反射性地改变人工智能所赖以训练的数据。
两位作者对工人和任务的数字化管理的批评建立在大量且快速增长的文献基础之上。他们还通过重温三位技术先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约瑟夫·C·R·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和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的工作来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维纳创设了“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来描述人机互动，他的研究重点是如何与计算机进行生产性协作。利克莱德在1960年代初于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发挥了主导作用，为交互式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本身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恩格尔巴特受到利克莱德远见卓识的启发，于1968年发表了人称“所有演示之母”的演讲，展示了计算机在未来50年的发展前景。
在“机器的实用性”这一标题下，两位作者呼吁上述三位远见卓识者去确定一条替代性的“未曾走过之路”，而其首要任务则是开发各类利用计算机去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方法。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机会就是扩大那些高效计算机应用的使用范围，提高工人在现有任务上的生产率。其次，数字技术在将旧任务自动化的同时也已经创造了大量新任务（在宏观经济层面，从制造业到各类服务业的广泛转型最能体现这一点）。第三，如果人工智能能在经过精心选择的数据基础上进行适当训练，那么它向人类决策者提供相关信息的效率就会远远高于惯常的谷歌搜索（尤其是在后者日益受到广告玷污的情况下）。
最后，新的数字工具正在创造新的平台和市场，这在那些传统体制并未阻碍创新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最为显著。这类案例正日益增加，而两位作者则列举了其中两个：印度南部喀拉拉邦通过移动电话建立的统一鱼市场，还有肯尼亚的移动货币和汇款系统M-Pesa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然而正如两位作者所承认的那样，与旨在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人类平等”的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相比，这些成功都是微不足道的。人工智能非但没有给工人赋权，反而有可能成为“所有不恰当技术之母”，因为企业将重点压倒性地置于自动化而非增加人手上。因此问题在于该如何应对这一点。
当今对科技的重新引导
阿斯莫格鲁和约翰逊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互为补充的途径来限制和塑造新技术的影响。他们首先提出需要建立适应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工人组织，因为当今的劳动力市场远比二十世纪中叶行业工会蓬勃发展的市场更加分散化。
人们希望沃尔玛对工作实施算法管理的技术也能被工人们用来构建一种新的团结。两位作者指出工会运动在亚马逊和星巴克的一些分店取得了（尽管规模有限的）成功。虽然他们的书写于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与UPS物流公司谈判新合同之前，而新合同可能会对缺乏组织的联邦快递司机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这本书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各个看似孤立的事件往往具有系统重要性。
当然他们也认识到识别一项技术应用的实际分配效应是极具挑战性的，而制定干预措施以推动技术部署向机器有用的应用方向发展更是如此。毕竟在该领域采取干预措施的意外后果很难事先知晓。不过两位作者指出劳动在附加值中所占份额的可观测变化可以在企业、行业和国家层面进行可靠测量，因此为技术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晴雨表。
为此他们建议对技术的使用方式进行“多个”试验并对最有前途的应用给予奖励。但考虑到政策必定要在一片充满不确定的气氛中制定，他们反对对特定用途提前征税。在这方面他们的方法与乔·拜登总统政府引导美国经济转向绿色技术的战略不谋而合，后者几乎完全以胡萝卜而非大棒为基础。
两位作者的建议中有一个领域尤其清晰明了，那就是反垄断监管。他们将通过各种辅助性倡议来补充反垄断执法，包括废除《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条——这一臭名昭著的法条规定大型科技企业无需为用户在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承担任何责任——以及对数字广告征收新税。
本着同样的进步精神，他们呼吁进行改革以重新平衡联邦税率的影响范围，因为该税制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资本回报而非劳动报酬。在考虑到各类社会保障相关税项之后，他们指出企业在雇用劳动力方面每多花费10万美元，雇主和雇员就得共同承担25%的税款，而对完成同样任务的新设备征收的税率则不到5%。
为了改变劳动力市场干预的制衡状况，他们倾向于为企业内外的工人培训提供补贴。但他们坚决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呼吁，认为这是对某些技术空想家使用自动化彻底消灭人类工作的迷梦的严重错误让步。他们可能会补充说全民基本收入除了会剥夺人们因努力而获得回报的感觉之外还会将社会资源转移到提供道路和图书馆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外。事实上它代表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英国前首相玛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所谓“（社会）并不存在”的著名论断就是这种个人主义的体现。
对新思维的需求
最后，另外两个独立的建议可以有效结合在一起。首先，两位作者呼吁政府在支持创新技术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们的意思并不是“挑选赢家”，而是想到了美国军方作为从青霉素到微电子等科学进步成果的首位合作客户所发挥的作用。另外，鉴于学术界“在培养和行使......社会权力方面的核心作用”，他们特地呼吁要关注那些有可能扭曲学术激励机制的企业资助形式。
最近的两个积极信号表明两位作者的观点应该会受到欢迎。首先，拜登政府在过去两年中通过的主要立法——《两党基础设施法》（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芯片和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以及《通货膨胀削减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表明美国已经开始接受政府在前沿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其次，知识创新一直与创新立法相伴相随，而学术经济学的重建有助于重新定义和拓宽决策选项。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就在芝加哥大学的贝克尔-弗里德曼研究所这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要知道该大学曾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建立了一个设有“市场塑造加速器”（Market Shaping Accelerator）的发展创新实验室。这一举措则是建立在克雷默成功设计了旨在将资源投入到全球疫苗开发和分配（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发达市场承诺”的基础上。
本文开头提到的所有书籍都详细描述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失败及其随之而来的消亡，但却会让读者不禁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在《权力与进步》一书中，两位作者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新的框架以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未来。为此，他们提出了有效行动的“三叉戟”：改变叙事方式并随之改变文化规范；构建抗衡力；制定相关的政策解决方案。
正如两位作者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以前也曾这样做过。从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变革到二十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再到后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新政，民众动员重塑了权力结构和政策内容。鉴于党派两极分化的程度以及右翼势力对民主体制的公然抨击，当前的挑战似乎十分艰巨。然而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就会发现真正的进步。
两位作者并未提及拜登政府通过的标志性立法：《芯片与科学法》和《通胀削减法》。这两项法案都受到了批评，因为其中包含了一系列对工会劳工、生活工资、托儿设施等的要求，从而使其主要目的——振兴国内半导体产业和激励对绿色技术的投资——变得复杂化了。但这些被诋毁者称为“大杂烩”的条款正是政治领导人实践这本杰出著作的核心论点的方式：让科技的分配性影响成为一种社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