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美国踩一脚债务刹车

发自苏黎世——自1960年以来美国已经78次提高本国债务上限——倘若国会批准最新那个最后一分钟协议的话就有79次了。在曼哈顿离时代广场不远的地方有面墙，墙上那块广告牌大小的显示屏（国债钟）一直在更新着国债数额。

自1989年落成以来这座钟的显示数字一直在无情跳升，从2.7万亿美元提高到当今的超过31万亿美元。美国和全球经济从未如此债台高筑过，而自2000年以来全球债务存量已经从87万亿美元飙升到今天的300多万亿美元——这一增速几乎是世界GDP增长速度的两倍。

那抛开当今每次伴随美国债务上限上调的政治作秀、阴谋诡计和边缘政策不谈，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甚至减缓——国债钟的数字增长呢？

瑞士在世纪之交设计了一个名为“债务刹车”的解决方案，要求联邦政府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平衡其预算。为了应对1990年代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和反复出现的赤字，一群瑞士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开始倡导修宪以限制政府开支和借款。2001年瑞士政府呈交了债务刹车提案并在全民公决中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使之成为了该国宪法的一部分。

这项措施产生了惊人的效果。自它颁布以来瑞士政府债务总额相对GDP的比率已从30%下降到了20%，而在同一时期英国（186%）、日本（227%）、美国（123%）和其他国家的债务则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而瑞士的债务刹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有着一个简单而令人信服的目标：通过防止政府花费它还没到手的钱来限制公共债务增长。此外由于它被写入了瑞士宪法，因此具备高度的政治合法性，很难被废除或修改。同时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进展的清晰基准，使民选官员更加对他们所代表的公民负责，并消除了他们为确保连任而增加债务同时将还款负担转嫁给后代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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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债务刹车不是一件紧身衣。它还包含了自动和反周期稳定器，允许在经济疲软时期（如新冠危机期间）出现临时赤字并鼓励在经济向好时偿还债务。

如今瑞士享有在这个借贷成本不断上升的世界中举足轻重的AAA信用评级。在当前的债务和利率水平下美国纳税人的利息支出约为瑞士纳税人的15倍。在瑞士人借此腾出资源投资于教育、研究、儿童保育和其他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之时，美国纳税人的孙辈们却必须在毫无得益的情况下偿还债务。

没有人可以否认代际社会契约的重要性：老年人将自身的传统和智慧传给年轻人，而年轻人则带来新鲜的观点、理念和技术进步。德语中的schuld（“债务”）一词也有“内疚”的意思——这是一种提醒我们要信守承诺的道德同义词。

虽说美国的宪法确实比瑞士的宪法更难修订。但是美国的创建者们都将公共债务的积累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认识到过度负债会给后代带来负担，威胁经济稳定并损害国家独立。他们知道正是过度举债导致了罗马帝国、法国君主国、荷兰共和国和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其成因往往雷同：昂贵的战争和奢侈的开支。

相比之下美国的创建者们相信财政责任的重要性，主张限制政府开支，避免过度负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认为政府应当在符合严格条件——“债务的产生应该总是伴随着消灭它们的手段”——才有权力借钱，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则相信“为了维护[人民]的独立，我们决不能让统治者让我们背负长期债务。”

考虑到这一目标，美国宪法设计了分权制衡机制以防止权力被滥用——其中包括不负责任的财政行为。虽然宪法制定者将财权（为联邦政府征税和支出公款的能力）交给了立法部门，但他们的意图是确保对支出的监督和控制。

自1787年以来美国宪法只进行过27次修订，而瑞士宪法则是定期修订的。但一个严格且具有挑战性的过程意味着更大的合法性。这就是85%的瑞士公民投票赞成纳入债务刹车时的状况，也应该让美国公民有机会去决定他们是否能获取类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