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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疫情应对措施能否促进劳工权益?

发自纽约—尽管美国政治已深陷两极分化,但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所造成的经济冲击方面似乎共识多于分歧。美联储已经出台了大手笔的货币政策措施,而国会正在迅速制定大规模财政刺激一揽子计划,包括政府救助式购买私营企业股权以及向民众发放一到两轮现金。

但如果这种两党和谐的罕见时期无法扭转美国劳工权益保护和集体谈判能力的长期下降趋势,那就等于错失了一次机会。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和其他许多人所表明的那样,该趋势对美国经济近几年的停滞负有极大责任,而如今甚至有可能阻碍下一次复苏。

尽管自2009年以来劳动力市场趋紧,但劳动收入在总体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却一直在稳步下降。如果缺乏能使工资和经济保障与利润和生产率回到同一增长轨道的政策应对措施,那么经济产出的突然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更糟糕的是,目前两党规划的应对措施将放任垄断状况和垄断势力进一步巩固,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劳工压制和工资增长停滞。倘若无法采取措施来强化宏观经济内在调节机制(所谓自动稳定器)、社会保险计划以及劳工议价能力,失业率上升所带来的劳动力供应增加就将压低许多劳动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也就是一位劳动者可以接受或即将接受的最低工资)。

经济衰退通常不会以劳动力短缺为特征,但是在当前情况下抗击疫情一线的劳动力需求正在迅速增加,只不过这些劳工所面临的危险也在激增,因为其中许多人年龄较大,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较高。如果这些人无法继续工作,那么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将受到影响。无可否认,危机期间医疗,运输,食品分发和其他必需部门的薪酬都有所上涨,但这些收益都只是暂时的,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劳动者被迫投入额外时间(去担任非工会家庭保健助手或无薪护理工人)却无法得到相应补偿,即便其职业风险会有所增加。

我们已经知道有哪些政策可以在危机期间及其后扶助劳动者。首先应要求所有雇主提供带薪病假,但在亚马逊和其他企业的游说之下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总统却对那些拥有5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予以豁免。而这不仅对劳工有害且因此不利于复苏,还会构成公共健康风险(这正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保留追踪带薪病假数据的原因)。

其次,我们需要令企业更愿意让员工暂时休假而不是在遭受冲击时解雇他们。正如马萨诸塞大学教授阿林德拉吉·杜伯(Arindrajit Dube)所提出的那样,美国应要求所有州都提供一项工作分担安排,由政府来承担一部分计划被解雇的劳动者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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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考虑应对下一场危机时美国需要改变其失业保险制度,不仅要大幅扩大领取资格(尤其要覆盖那些打零工的人),还要让福利远远高于当前(只相当于40%)的工资替代水平。美国在这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后者已经宣布如果雇主能解雇那些潜在下岗劳工,那么政府将承担其工资的80%。

第三,领取任何形式公共资助的企业都不得将工作岗位转移和外包,违反劳动法或进行股票回购。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很早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如今甚至连特朗普都对此表示赞同

第四,美国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以防止在经济低迷时期出现一批劳工“预备役大军”。一般拥有更高退休金的年长劳动者不会有太多需求去充斥劳动力市场,但与定额养老金不同的是,401(k)计划养老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并不能扮演自动稳定剂的角色。

在这个问题上,一项(由《华尔街日报》编委会所倡导的)极不明智提案希望允许人们提早支取退休帐户的存款而无需支付罚款。其实就算是罚款也无法阻止那些在手头紧时去取钱的人,而取消罚款也仅仅是表明政府不会阻拦人们依据自身当前财务状况去透支自己的未来。但鉴于美国人的金融脆弱性正在上升,这简直就是驱使数百万退休人员在经济低迷时进入市场与年轻劳工竞争的一道符咒。

最后,美国应将联邦最低工资提升到15美元每小时并加大对那些对劳工进行错误分类以逃避相关福利待遇的企业的处罚力度。这些以及上述其他措施不仅能增加危机期间的劳动收入占总收入份额并稳定劳动力需求,而且还可以在无须增加赤字的情况下实现。

而当前危机的一个令人鼓舞的特征在于它激起了公众对劳动者,尤其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很多情况下都缺乏防护装备)提供帮助的一线劳动者的热烈支持和共鸣。而我们也希望这种情绪能被转化为政策。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坐视工会的式微以及更广泛层面上雇员-雇主契约的严重劣化。过去都是工会出面谈判带薪病假和失业替代方案,正如在当前危机中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恳请汽车厂停工对抗疫情那样。如果能有更多劳工签订工会合同,而工会合同又充当了自动稳定器的角色,那么疫病大流行的打击就已经得到一定缓解了。可见在设计政策对策时,两党都应将劳工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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