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3月底，200多名土耳其军官在重审时被无罪释放，这些人之前曾以2003年策划针对当时新当选伊斯兰政府政变的罪名被判决有罪。即使对他们不利的证据显系伪造，2012年9月结束的首审仍判处几位被告长期监禁。到审判结束时，多数观察家认为原来的诉讼是一场骗局。
但就在不久前，因这场无中生有的政变阴谋而得名的“大锤案”还被外界视为爱管闲事的土耳其军方终于向当选的民主政府低头。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称赞这次起诉是之后开始掌权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理政府最伟大的成就。现在案情真相已经大白——凶残的政府试图借此机会巩固权力并削弱竞争对手。问题在于这么多好心的观察家为什么在分析中犯了如此可怕的错误。
因为岳父被控为大锤案的主谋，我和夫人当上了兼职法医侦探和政治活动家。在调查这个离奇案件的长达5年中，我学会了如何领略讲故事的作用。事实证明对政府最有效的并非蛮力，而是编造土耳其世俗和军事精英的不法活动，这些活动恰恰与埃尔多安通过司法重组建立民主（尽管带有伊斯兰色彩）国家的承诺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只是半真半假的怪诞夸张，但这些故事却给了埃尔多安及其盟友强化政权专制统治的回旋余地。
其中一个盟友至关重要。由宾夕法尼亚州土耳其阿訇法图拉·葛兰追随者组成的葛兰运动完成了这项艰巨的政治任务。葛兰运动通过其在警察和司法部门的追随者跟踪大锤案及类似案件，并利用广泛的媒体渠道来编造和传播故事——这些故事取材于案件背后难以计数的军事阴谋和其他违法活动。葛兰运动在美国和欧洲的代表不断游说西方政客和舆论领袖为埃尔多安的民主行为担保。
与此同时，葛兰运动精明地投入巨资培养土耳其的西化知识分子。因此，尽管有着反犹太和反西方布道的尴尬历史，但21世纪葛兰运动追随者仍成功树立了民间社会运动形象，与土耳其自由派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望。
葛兰分子为土耳其自由派提供资源和网络，以换取西方的合法地位和信誉。当美国和欧洲政客、记者和人权专家想了解土耳其问题时，他们找到葛兰分子的自由派受益者，听这些人讲述早已编好的故事。
知识分子之所以自愿与埃尔多安及葛兰分子联盟是因为相信由军队控制国家机构——“军事监护” ——是土耳其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胁。在土耳其自由派看来，削弱军队的政治影响力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他们因此不惜忽略（或淡化）越来越多的侵权和司法操纵。葛兰分子也因此可以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比方说，保证军方有破坏力的泄密（其中最惊人的往往是捏造的）会在自由媒体首先发布。
埃尔多安政府通过立法让人们相信其虚假陈述。欧盟委员会对一系列举措深表赞许——包括采用“现代欧洲标准”的新刑法、欧洲人权公约培训计划、欧盟专家团和貌似能确保更大司法独立性的宪法修正案。
不幸的是，像发展经济学一样，照搬先进国家的法规和体制很少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形式和实际运作不是一回事。但形式却可以混淆现实。
这里不得不提到埃尔多安政府的“亲欧洲”的改革，主要为加强葛兰分子对司法的控制提供政治掩护。欧盟委员会被表象所蒙蔽，认为应该抓住这次军方公开审判的机会加强法制建设。
直到不久前，军方还被公认为土耳其社会最强大、最有凝聚力的机构。将军们从未避讳干预政治，如果他们觉得有这个必要。
但编造得天衣无缝的故事可以比宝剑更强大。虽然大锤案和其他指控纯属虚假，但军队却因此而动弹不得。在亲政府媒体的猛烈攻击下，总参谋部甚至未能做出哪怕是一丁点的公众努力，为被控军官讨回公道。他们甚至拒绝公开一份结论是被告人罪名纯属诬陷的内部报告。高层不愿在公众面前貌似“为政变者提供帮助”。一旦故事流传开来，就连受害者也不得不向它屈服。
西方观察家和国内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放弃埃尔多安，直到其政府2013年夏对伊斯坦布尔加济公园的示威活动采取严厉镇压的举措。其后他笨拙地与葛兰运动分道扬镳，起因是葛兰运动在司法界的追随者对他和他的亲信发起腐败调查。
失去了葛兰盟友的支持，埃尔多安的宣传已经完全面向国内受众，并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宗教-民族主义象征色彩。此外，永远寻求宣传上风的葛兰分子开始在西方受众面前扮演埃尔多安的受害者，而不是他的合作伙伴。
谎言终究会被戳穿（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加速了谎言的破灭）。但就像在土耳其一样，谎言的破灭可能留下一地碎片。并且，埃尔多安和葛兰分子不但拒绝清理这满地狼藉，反而决意用它来构建自己的谎言宫殿，放大未来政治和解所面临的挑战。
翻译：Xu Binbin
伊斯坦布尔——3月底，200多名土耳其军官在重审时被无罪释放，这些人之前曾以2003年策划针对当时新当选伊斯兰政府政变的罪名被判决有罪。即使对他们不利的证据显系伪造，2012年9月结束的首审仍判处几位被告长期监禁。到审判结束时，多数观察家认为原来的诉讼是一场骗局。
但就在不久前，因这场无中生有的政变阴谋而得名的“大锤案”还被外界视为爱管闲事的土耳其军方终于向当选的民主政府低头。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称赞这次起诉是之后开始掌权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理政府最伟大的成就。现在案情真相已经大白——凶残的政府试图借此机会巩固权力并削弱竞争对手。问题在于这么多好心的观察家为什么在分析中犯了如此可怕的错误。
因为岳父被控为大锤案的主谋，我和夫人当上了兼职法医侦探和政治活动家。在调查这个离奇案件的长达5年中，我学会了如何领略讲故事的作用。事实证明对政府最有效的并非蛮力，而是编造土耳其世俗和军事精英的不法活动，这些活动恰恰与埃尔多安通过司法重组建立民主（尽管带有伊斯兰色彩）国家的承诺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只是半真半假的怪诞夸张，但这些故事却给了埃尔多安及其盟友强化政权专制统治的回旋余地。
其中一个盟友至关重要。由宾夕法尼亚州土耳其阿訇法图拉·葛兰追随者组成的葛兰运动完成了这项艰巨的政治任务。葛兰运动通过其在警察和司法部门的追随者跟踪大锤案及类似案件，并利用广泛的媒体渠道来编造和传播故事——这些故事取材于案件背后难以计数的军事阴谋和其他违法活动。葛兰运动在美国和欧洲的代表不断游说西方政客和舆论领袖为埃尔多安的民主行为担保。
与此同时，葛兰运动精明地投入巨资培养土耳其的西化知识分子。因此，尽管有着反犹太和反西方布道的尴尬历史，但21世纪葛兰运动追随者仍成功树立了民间社会运动形象，与土耳其自由派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望。
葛兰分子为土耳其自由派提供资源和网络，以换取西方的合法地位和信誉。当美国和欧洲政客、记者和人权专家想了解土耳其问题时，他们找到葛兰分子的自由派受益者，听这些人讲述早已编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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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之所以自愿与埃尔多安及葛兰分子联盟是因为相信由军队控制国家机构——“军事监护” ——是土耳其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胁。在土耳其自由派看来，削弱军队的政治影响力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他们因此不惜忽略（或淡化）越来越多的侵权和司法操纵。葛兰分子也因此可以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比方说，保证军方有破坏力的泄密（其中最惊人的往往是捏造的）会在自由媒体首先发布。
埃尔多安政府通过立法让人们相信其虚假陈述。欧盟委员会对一系列举措深表赞许——包括采用“现代欧洲标准”的新刑法、欧洲人权公约培训计划、欧盟专家团和貌似能确保更大司法独立性的宪法修正案。
不幸的是，像发展经济学一样，照搬先进国家的法规和体制很少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形式和实际运作不是一回事。但形式却可以混淆现实。
这里不得不提到埃尔多安政府的“亲欧洲”的改革，主要为加强葛兰分子对司法的控制提供政治掩护。欧盟委员会被表象所蒙蔽，认为应该抓住这次军方公开审判的机会加强法制建设。
直到不久前，军方还被公认为土耳其社会最强大、最有凝聚力的机构。将军们从未避讳干预政治，如果他们觉得有这个必要。
但编造得天衣无缝的故事可以比宝剑更强大。虽然大锤案和其他指控纯属虚假，但军队却因此而动弹不得。在亲政府媒体的猛烈攻击下，总参谋部甚至未能做出哪怕是一丁点的公众努力，为被控军官讨回公道。他们甚至拒绝公开一份结论是被告人罪名纯属诬陷的内部报告。高层不愿在公众面前貌似“为政变者提供帮助”。一旦故事流传开来，就连受害者也不得不向它屈服。
西方观察家和国内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放弃埃尔多安，直到其政府2013年夏对伊斯坦布尔加济公园的示威活动采取严厉镇压的举措。其后他笨拙地与葛兰运动分道扬镳，起因是葛兰运动在司法界的追随者对他和他的亲信发起腐败调查。
失去了葛兰盟友的支持，埃尔多安的宣传已经完全面向国内受众，并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宗教-民族主义象征色彩。此外，永远寻求宣传上风的葛兰分子开始在西方受众面前扮演埃尔多安的受害者，而不是他的合作伙伴。
谎言终究会被戳穿（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加速了谎言的破灭）。但就像在土耳其一样，谎言的破灭可能留下一地碎片。并且，埃尔多安和葛兰分子不但拒绝清理这满地狼藉，反而决意用它来构建自己的谎言宫殿，放大未来政治和解所面临的挑战。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