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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ouadi1_Nacer Talel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_womanprotestmask Nacer Talel/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突尼斯的犯罪和过度惩罚

突尼斯—2010-2011年突尼斯革命后,改革者日益关注突尼斯刑事司法制度的“人性化”、使其与新宪法更加一致的需要。拜公民社会的压力所赐,近几年来历届政府开始实施重要改革,包括2016年的一部保护拘留期间的疑犯基本权利的法律。

但突尼斯司法体系仍然过于压迫——不管是刑法的条款(不管是刑律中的挑库看,还是散布于具体法规的名目),还是刑法的实施方法都是如此。因此,立法者应该寻求允许更大的弹性,并授予法院更大的判刑自由裁量权,包括允许他们选择代替服刑的方式。

如今,突尼斯刑事立法仍然频繁规定强制最低刑期,排除减刑条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带来了不少非常负面的后果,包括法官工作量过重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突尼斯司法体系的严酷性和僵化程度。第一个例子,突尼斯存款不足(NSF)支票的法律此前规定每张支票都必须判处一刀切的五年连续刑期。因为法官对于刑期没有自由裁量权,这通常导致长达数十年的刑期,甚至一辈子都得坐牢。此外,许多被定罪者并非诈骗犯:毕竟,日常商业关系严重依赖递延和分期支付,以及信用和债务。

除了导致过度谨慎和企业间的不信任,严苛的惩罚还导致突尼斯监狱人满为患。许多突尼斯人的刑期都超过预期寿命,他们不得不逃出祖国,主要流向了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

最终,2007年的突尼斯商法修订案引入了多条缓解这一问题的条款。其中之一将被告兑付支票的截止期延长到判决之前,如能兑现,指控就能撤销。此外,法官现在可以用自由裁量权考虑轻判情节并/或合并刑期。如今,NSF支票不再像2007年那样,可能成为毁掉一辈子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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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仍然很重要,它与大麻消费有关。根据一项1992年法律,使用大麻将受到一刀切的最低一年有期徒刑的惩罚,并罚款一千突尼斯元(347美元)。当时,一千突尼斯元可以购买一辆在突尼斯年轻人中间非常流行的意大利轻型摩托车Vespa。“一年和一辆Vespa”也成为吞云吐雾而被定罪的代名词。

法庭严格而无差别地适用这项法律,因为它明确排除了一切从轻情节。结果,到2016年底,因使用大麻而被定罪者占了突尼斯监狱总人数的30% 左右

和NSF支票法律一样,压迫性的大麻立法引起了严重的社会灾难。绝大多数大麻使用者是年轻人,许多高中生和一年级大学生被定罪。有期徒刑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学术和职业前途——并且通常不可挽回,因为这让他们无法进入某些行业。而入狱的耻辱常常加剧了出狱后生活的难度。

最终,在无数公民社会的推动下,这项法律在2017年被修订,允许法官以自由裁量权考虑从轻情节。这一微小的松动让偶尔使用大麻者获得了一些希望,尽管结果仍取决于法庭是否考虑从轻。

这两个例子揭示了突尼斯刑事司法体系的广泛的问题。在民法传统中,刑法法官周旋余地有限,因为他们必须狭义释法。但突尼斯司法体系似乎重实质条款甚于程序,特别是在考虑被告权利方面。实质法一般可以得到严格遵守,但正当程序遭到破坏(特别是在审前阶段)的情况得不到重视。

事实上,突尼斯刑事司法体系有时不把嫌犯当人对待。在一些案例中,法官会容忍警察的不当行为、对被告权利的侵犯,以及程序漏洞,而不敦促警察和调查者尊重正当程序。

这一事实层级——与刑事程序有关的法律地位不如实质法——在立法、先例和司法思想上都没有根据。事实上,法官对程序条款的解读必须要比实质法还要侠义,并不留自由裁量空间——以表示程序规则要更加重要。

这些过度严苛的法律可以说反映了一种集体有罪推定。但是,长期徒刑并不符合震慑的主要目的。毒品使用者不断增长便是明证,过去十年中零星和有组织犯罪总体增长亦然。

因此,除了加剧社会危机,突尼斯的压迫性法律和垂直路径(vertical approach)显然是无效的,也不适合突尼斯新的民主和自由气候。一方面是一个渴望自由和民主的年轻社会,另一方面是严格的压迫性惩罚的法律,两者的冲突可能给民主进程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最近几年所实施的温和改革远远不够。要实现突尼斯刑事司法的人性化,必须采取更加深思熟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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