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her with her newborn baby Getty Images

特朗普的产妇健康战争

华盛顿—2014年12月,萨洛姆·卡尔瓦(Salome Karwah)登上《时代》杂志《年度人物》特刊封面。卡尔瓦是一名助理护士,2014年,她不仅从家乡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中生存下来,还帮助大批患者来到她的埃博拉小屋。卡尔瓦是一个悲剧英雄。一年前,她死于难产,每个月,难产都要夺走两倍于整个埃博拉疫情的生命。

纵观人类历史,分娩对妇女和新生儿都是一道鬼门关。在十九世纪,欧洲有百分之一的孕妇最后一尸两命。1847年,匈牙利产科医生伊格纳兹·泽梅尔魏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紧靠医生消毒双手,就使他的诊所产妇死亡情况大幅下降。但他的发现基本被忽视,直到十年后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普及微生物致病论。

在包括利比里亚在内的许多国家,产妇死亡率至今任何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一样高。自1990年以来,全球产妇死亡率下降了近一半,但每天仍有大约830名妇女死于与妊娠有关的原因。这些死亡病例大部分是因为出血和感染等可预防的并发症。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许多母亲的生命通过注射催产素止血、使用消毒分娩工具、将妊娠推迟到成年后就可以预防。

平心而论,贫困、性别歧视和基础设施糟糕等复杂问题也导致了产妇死亡。但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许多国家大幅改善了产妇健康,也提供了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创新模式。孟加拉国用远程医疗为偏远地区人口提供卫生服务。秘鲁在医院附近提供产房供孕妇食宿。中国和越南通过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政策帮助妇女挣到足够多的钱负担充足的医疗。

这些成功故事大多通过针对产妇健康的国际发展援助而成为可能,这项援助在2010至2015年间稳步提高。美国在国际发展援助方面拥有令人自豪的两党一致的历史。小布什政府在总统减缓艾滋病紧急计划(PEPFAR)和总统疟疾计划(President’s Malaria Initiative)上投入了160亿多美元。奥巴马政府增加了美国对遏制全球艾滋病和疟疾的投入。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失控时,美国领导全球调配金融和人力资源应对危机。

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改变了方向。首先,它从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中撤资。UNFPA是为难民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和其他妇女提供生殖保健和家庭规划服务的联合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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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特朗普政府扩大了“墨西哥城政策”(也称“全球禁制令”),禁止接受美国资金的组织提供关于堕胎的信息和引荐,即使堕胎合法的国家也不能例外。在此前的共和党政府执政期间,该规则只针对用于家庭规划的6亿美元资金,但根据当前的安排,该规则适用于所有接受任何类型的美国全球卫生资金的组织——去年的资金规模高达88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的严厉路线对新生儿和母亲尤其危险。在世界大部,提供家庭规划服务、母婴保健、艾滋病预防和疟疾治疗的草根组织常常是高危孕妇的第一道也是唯一一道防线。

悲哀的是,特朗普政府对母婴健康的漠视不仅局限在其对外援助政策中。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美国近几年来产妇死亡数有所上升,目前是发达国家中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尽管如此,特朗普和国会共和党仍然采取行动禁止联邦和州为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组织拨款。该组织为数百万孕妇和母亲提供至关重要的卫生服务。

对于这对妇女所带来的危险,以得克萨斯州为例。2011年,得州取消了对计划生育组织的拨款,这是针对避孕和堕胎的意识形态运动的一部分。从2010年到2015年,得州产妇死亡率接近翻番,目前得州妇女死于分娩的可能性和塔吉克斯坦妇女相当。产妇死亡率的增加可能由多重因素导致,但家庭规划和生殖健康服务普及的下降显然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

正如美国的领导曾经能够刺激国际对艾滋病等问题的支持,美国当前的方针也有可能助长全球孤立主义和仇女力量。比如,波兰极右翼的法律和正义党(PiS)政府已经开始视图禁止堕胎,即使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也不行。幸运的是,这一图谋没有获得成功。但波兰议会也拒绝了拨款支持紧急避孕、医疗和性教育的法案——这些正是计划生育组织所提供的服务。

本月早些时候,我们刚刚庆祝了国际妇女节,5月则将迎来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母亲节。本着这些节日的精神,所有人都应该思考,如果妇女能够在政府中获得平等的代表,能够增加多少产妇和妇女健康拨款。

这不是一个我们所面临的抽象问题。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同事们关注防止堕胎甚于拯救妇女的声明,而所有地区的妇女都因此而受到影响。对于我们所失去的妇女,我们无从知道有多少人拥有和萨洛姆·卡尔瓦一样的潜力能够拯救数百、数千乃至数百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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