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盛顿共识

发自纽约——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政府运营企业对经济不利。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华盛顿共识”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效率要高于国营”，因为破产的威胁会让私营企业管理者专注于盈亏状况。这一共识最初是为拉丁美洲国家制定的，后来在中东欧的后共产主义转型时期得到应用，并自此成为了主导性的经济政策范式。

但当商人进入政府时会发生什么？民众会将自身置于治理规则之下，而这又会如何影响他们制定这些规则的能力？这些问题很少被提及，因为让经验丰富的企业家进入政府会受到人们的本能欢迎。他们一般都知晓如何高效管理，而且其参与通常是临时性的。但招募个别企业家进入政府是一回事，特朗普的政府却似乎有意将整个政府交给商人。

可以肯定的是，让另一位金融大亨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担任财政部长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的好些前任也有类似背景。同样，反垄断执法以及环境和金融监管的倒退也常见于前几届共和党政府，而且往往会带来各类长期不良后果——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日益频繁和严重的火灾、热浪和冰雪暴。

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却走得更远。如果说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那么在他就职典礼上（包括亚马逊、Meta和X公司的那些）大科技企业创始人和CEO坐满前排的画面就是一份宣言。他们的优先权甚至超过了总统的内阁提名人选。虽然大石油企业和金融业的可见度稍低，但它们的身影也在逐渐显现。

这些形象传递出的信息比任何口头声明都要强烈：美国政府不仅“亲商界”，而且就是商界。“在美国生意就是生意”（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这句老话被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在美国政府也是生意。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新华盛顿共识”。

当然，商业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弗吉尼亚公司这个合股企业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定居点，荷兰西印度公司控制了大部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并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建立了堡垒和定居点。这些实体不仅仅是公私合营，它们本身就是统治者。东印度公司构建了英国对印度次大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甚至对其征服领土拥有主权——尽管该公司高管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被任命为英属印度总督，但他依然因这一夺权行为遭到弹劾，最终被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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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公司制国家”充其量只是一种好坏参半的产物。商业的逻辑几乎不会给人以自由的空间，除非你是少数几个高层之一。企业只允许两类人存在：工人和消费者——前者是生产的投入品，后者是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股东实现价值最大化。

因此企业必须不择手段地降低劳动力成本并保持高需求。忠诚、社区或个人权利都没有立锥之地。美国的高层管理者在离职时或许会得到金色握手（golden handshakes，意指高额报酬），但工人却可以被随意解雇。消费者被描绘成生活因购买自己渴望的产品而变得丰富多彩的幸运儿——即使这些产品会让他们生病或死亡，比如烟草或酒精。

通过让人上瘾来提高利润的模式已被当今那些大型数字企业玩得炉火纯青。促进多巴胺分泌的“赞”、无休止的滚动、让帖子病毒式传播的算法都确保了戒除这些东西会产生近似于戒毒的痛苦。没有制衡机制，没有问责机制，也没有防止个人生活被侵入的防御措施。注册时只需轻轻一点，数百万人就会被置于私人专制之下。你没有听错：我们面对的就是专制。市场可能是自由平等各方之间的讨价还价，但正如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教导我们的那样，企业则是中央控制。

公司专制的私人岛屿一直与民主自治存在矛盾，而过往那些公司国家的命运表明这一回可能也不会有好结果。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叛乱和兵变导致英国统治者对次大陆实行直接控制并最终解散了它。其他地方的殖民公司往往残酷无情地实施管理，躲在法律保护的背后逃避责任，最终因债务负担过重或管理不善而倒闭。在北美，殖民公司的章程逐渐转变为限制行政权力并赋予人民投票权的原始宪法。

让企业远离政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不仅发生在美国。对于有足量时间金钱的商界领袖来说通过获取公共权力来消除对私人权力的管控简直让人无法抗拒。而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在光天化日之下接管了政府，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让企业民主化，或者干脆抛弃所有关于民主的画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