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红利已经消耗殆尽了吗？

发自剑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入侵应该给那些倡导绿色和公平未来，但却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缺乏任何实际或战略意识的政治家、企业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敲响了一记警钟。无论欧美在应对当前危机时采用何种短期策略，它们的长期战略都需要将能源安全与环境可持续性相提并论，将构建必要军事威慑与实现社会优先事项的拨款置于同等地位。

苏联之所以在1991年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领导人——主要是是时任总统叶利钦及其经济顾问——认识到苏维埃共产主义军工综合体无法与西方压倒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匹敌。鉴于当前俄罗斯的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和欧盟总和的1/20，同样的战略——即在国防上支出大大超过俄罗斯——应该更容易执行。不幸的是，许多西方社会（特别是左派）一直不愿承认国防开支有时是种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几十年来，西方的生活水平一直在巨大的“和平红利”推动下不断上升。比如美国的国防开支就从1967年越南战争期间相当于GDP的11.1%下降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的6.9%，到今天仅稍高于3.5%。如果美国国防开支相对GDP的比率仍然是越南时代的水平，2021年的国防开支就得增加1.5万亿美元——比政府去年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还要多，几乎是政府非国防消费和投资总额的三倍。即使保持1980年代末的水平，国防开支也会比今天多出6000多亿美元。这些额外费用将不得不通过提高税收、增加借贷或降低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支出来解决。

欧洲的国防开支一直远低于美国水平。当前英国和法国的国防开支刚刚超过其国民收入的2%，德国和意大利则只有1.5%左右。此外各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国内游说意味着欧洲的国防开支是极其低效的，其整体效用大大低于其各部分之和。令我吃惊的是我有许多原本见多识广的朋友一直在问为何欧洲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对波罗的海三国迫在眉睫的威胁作出更有力的军事回应。其中一部分原因当然是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但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对这一事态发展都惊人地措手不及。

但这一切可能会因俄罗斯总统普京而改变。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在2月27日宣布德国将把国防开支提升到相当于GDP2%以上水平，这表明欧洲最终开始重整旗鼓。但这种承诺将产生重大的财政影响，特别是在实施过新冠疫情财政刺激措施之后可能难以消化。而在欧洲重新思考其财政规则时，政策制定者们必须考虑如何留出足够空间来应对意外的大规模军事集结。

许多人似乎忘记了战时的支出激增曾经是政府支出波动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在战争中不仅政府支出和预算赤字通常急剧增加，利率有时也会上升。如今政策制定者（以及许多心怀善意的经济学家）已经相信疫情或金融危机等大型全球经济冲击将无一例外地推动利率下降并使大额债务更容易获得融资。但战时对大规模临时支出的前期投入需求却很容易推高借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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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在今天这个由无人机、网络战争和自动化战场组成的复杂世界里，政府如何花费其国防预算非常重要。但是假设军事规划者每次都能在国防预算被削减后通过提高效率来弥补缺口就是痴人说梦了。

倘若西方能够避免进一步犯下导致我们走到当前这一步的战略能源政策失误，那对局势也会有帮助，尤其是一半以上天然气依赖俄罗斯供给的德国。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该国似乎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将其全部核电站退役。相比之下法国有75%的能源需求都用核电实现，因此在面对俄罗斯各项威胁时的脆弱性也大大降低。

在美国，取消拟建的Keystone XL石油管道或许有着合理的环境考虑。但在现在这个时点做出这样的决定似乎相当尴尬。如果旨在保护环境的措施会导致战略弱势，增加欧洲爆发常规战争的可能性，那它也就谈不上什么好处了——更别提动用中子弹或战术核武器所造成的大规模放射性污染了。

乌克兰的顽强抵抗、迅速而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以及国内的异议可能会迫使普京承认入侵乌克兰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误判。但即使目前的危机得以平息，对乌克兰的可怕攻击也应该警醒那些哪怕最为坚定的和平倡导者：世界可能是严酷且不可预测的。

每个人都希望实现持久和平。但是在各国如何实现可持续和公平增长的精打细算中也需要为防范外部侵略的成本留下财政空间——包括紧急借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