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生产率悖论

华盛顿—过去十年中，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显著放缓，虽然在计算、移动技术和机器人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表面上看，所有这些进步都应该起到提振生产率的作用，但在作为世界技术创新领导者的美国，2010—2014年企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平均还不到过去一个十年的一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最近相当热门的理论是所谓的生产率悖论其实并不存在。生产率增长只是貌似在下降，因为我们用来衡量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不能充分体现全部最新进展，特别是来自新的、质量更高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展。如果价格并未体现新产品的质量改进，那么价格平减指数就会被高估，真实产出就会被低估。

此外，怀疑派指出，标准的生产率衡量方法基于GDP，而根据定义，GDP只包含生产出来的产出。消费者剩余被忽略了，而随着谷歌搜索和Facebook等基于互联网的服务为消费者带来巨大的效用，消费者剩余增长非常迅速。

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事实上，最新的布鲁金斯学会和楚梅尔基金会（Chumir Foundation）的生产率研究综述也确认，由于与产品质量和消费者剩余的衡量指标有关的问题，来自新技术的收益被低估。

但报告继续指出，这两类衡量指标问题之能解释经济收益放缓的相对较小的部分。此外，这些问题存在由来已久，最近几年也没有出现显著放大的迹象。结论很清楚：生产率增长放缓是实实在在的。

那么，也许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悖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技术创新。许多人指出，最新技术创新的真正问题在于所带来的成果比从前的技术创新更少了。“技术悲观论者”声称，新信息和通讯技术根本没有带来可以与内燃机和电气化相提并论的惠及整个经济的收益。而“技术乐观论者”相信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有望推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只不过它们的收益有些滞后并且呈现波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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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怎么说？企业层面的数据表明，位于技术前沿的企业，生产率增长相对维持得较好。技术不太先进的企业——通常规模也较小——是增长放缓的主要部门。这表明问题可能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扩散缓慢。

生产率增长放缓还有宏观层面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总需求不振。据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言，如果渴望的投资水平低于渴望的储蓄水平——即使名义利率为零，长期需求不振就会制约GDP和生产率增长，形成所谓的“长期停滞”。

但是，当然，需求侧和供给侧观点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技术悲观论者的预期可能会导致预期利润降低，从而阻碍投资。与此同时，收入向顶层的过度集中——技术扩散不充分可能加剧这一情况——导致了储蓄过剩。

任何解决低生产率增长的根本问题——从技术扩散不充分到收入不平等——的战略都必须解决影响劳动力市场调节能力的技能约束和不匹配。目前，工人，特别是收入水平较低的工人，对于新的高水平技能要求反应缓慢，其原因在于教育和培训的不足、劳动力市场僵化，可能还有地理因素。这些因素加上租金捕获（rent capture）和赢家通吃的市场，可能进一步稳固了不平等性，破坏了市场竞争力。

刺激投资也很重要。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和许多新兴经济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投资率出现暴跌，至今仍没有回到危机前水平。但创新常常来自资本，并需要新投资在不同的经济间扩散。

幸运的是，世界领导人似乎认识到了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当务之急。在最近的中国杭州G20峰会上，世界领导人强调必须提振投资、加速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和潜在增长。我们希望这是迈向解决制约技术扩散、破坏竞争力、加剧不平等性的因素的全面方针的第一步。

我们无法知道新技术在长期如何影响世界经济。但我们知道一点：生产率悖论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它导致了许多社会不平等性的加剧。必须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