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正在扼杀发展

费兹—在上个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上，童婚并没有被列入重要议程。但结束这一野蛮行为——它偷走了女童的童年、身体自主权和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机会——对于实现多项SDG来说至关重要，包括确保性别平等、改善健康和实现全民品质教育和经济机会等。

童婚脱胎于古代父权传统，通过无知、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维持下来，至今仍广泛存在于非洲、亚洲和中东。在尼日尔，76%的女童在十八岁生日前结婚，是全世界这一比例最高的。其次则是中非共和国（68%）和乍得（67%）。在中东，32%的也门女童已婚，其次是伊拉克（24%）和埃及（17%）。

总而言之，每年都有1200万余低龄女童结婚。这1200万女童非出于自主决定而缩短了自己的童年——极有可能教育也随之缩短了——取而代之的是承受多重身体压力，甚至有生命危险的妊娠、养家和持家义务。

早婚与较高的心理和家庭暴力率相关，常常导致精神健康问题甚至早夭。关于雅米娜·费拉利（Amina Filali）的国际媒体报道突出了这一风险。这位16岁的摩洛哥女童因为被迫与强奸自己的人结婚而自杀身亡。

尽管童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国家有义务保护所有18岁以下居民——但童婚通常仍然是合法的。此外，这一问题很少被列入国家发展争论，也常常被政府当局所忽视，他们不愿挑战长期存在的传统。即使有立法打击童婚，也常常不够严厉，比如孟加拉国和我的祖国摩洛哥。

2004年，摩洛哥改革了家庭法以遏制童婚。但是，拜其保守文化、宗教盲从和普遍的性别歧视所赐，童婚并未入罪。相反，改革留下了一个定义模糊的“从轻发落”例外，比如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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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家庭急于绕过童婚法，或者是因为古老的文化信念——比如婚姻可使女童从良，远离卖淫和放荡——或者是因为贫穷——贫穷让收取嫁妆，即“新娘价格”变得极具吸引力。结果，摩洛哥每年仍有30000多名低龄女童被迫结婚。毫不奇怪，针对妇女的暴力不曾减少。

保护女童和妇女真正需要的是合理执行的法律，将牵线或参与童婚的行为入罪。主持童婚的个人，以及迎娶儿童新娘的成年人，应该面临严厉惩罚。早婚绝不应该成为合法行为。

这样的立法应该纳入促使妇女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整体国家战略。女童和妇女需要获得医疗、教育和训练。（在填补教育性别差距方面，摩洛哥——以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邻国——在最近几十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

此外，应该在学校、企业和政府等领域运用性别敏感型方针，以鼓励妇女参与所有重要部门。面向穷人家庭，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赚薪计划也有所助益，其他还有广泛开展教育以纠正维持童婚的古老的错误信念，让社会了解它的真正后果。这需要所有政府机构、公民社会、媒体和其他有影响力的行动方（如教师、法官和律师）的参与。

已经结婚的女童也需要支持，可以通过定向计划让她们和她们周围的人参与进来，比如她们的丈夫和婆婆。类似地，应该采取措施帮助摆脱非自愿婚姻或守寡的女童，她们常常面临着社会的拒绝和虐待。

所有妇女和女童都应该获得自主决定是否结婚、何时结婚、和谁结婚的机会。她们理应获得身体自主权，包括何时要孩子、要几个孩子。她们理应得到机会追逐自己的梦想，为社区和国家做出贡献，同时也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这还不够说服政府和公民社会领袖致力于结束童婚的话，那么发展的好处也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