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增长和短尾

纽约—2013年,全球经济度过了又一个困难的年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仍低于趋势增长率,产出增长平均年率为1%左右,而许多新兴市场则经历了减速,增长率降至趋势率以下的4.8%。全球增长只有2.9%。2014年全球经济会怎样?

好消息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经济表现都会略有好转。发达经济体将从经历了五年的痛苦的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家庭、银行和非金融企业)、财政拖累减小(日本除外)以及权宜性货币政策的延续中获得好处,增长年率将接近1.9%。

此外,所谓的尾部风险(概率低、冲击大)在2014年将有所减小。比如,欧元区崩溃、美国再次爆发政府关门和债务上限争论、中国出现硬着陆、以色列和伊朗因核扩散问题开战等威胁将比2013年小得多。

但是,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将很难达到潜在增长率,即使可以也将相当勉强。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家庭、银行和一些非金融企业仍背负着高昂债务,这意味着去杠杆化过程将继续。高预算赤字和公债负担将迫使政府继续采取痛苦的财政调整。而大量政策和监管不确定性也将束缚私人投资。

2014年前景还将受到长期因素的约束。事实上,拜多年来人力和实物投资不足破坏了生产率增长所赐,许多发达经济体面临长期停滞。这些经济体需要结构性改革提振潜在增长,但这些改革实施节奏过于缓慢。

尽管欧元区的尾部风险有所降低,但其根本性问题仍没有解决:低潜在增长、高失业、公债水平仍然高企并在进一步增加、竞争力缺失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缓慢上涨(欧元走强让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了)、极紧的信用条件(因为银行仍在进行去杠杆化)。与此同时,迈向银行联盟的进程进展缓慢,而在建设财政联盟方面更是毫无作为,尽管紧缩的招数已经用老,欧元区外围国的政治风险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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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通过货币宽松和财政扩张在克服近二十年的通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不确定性来自未来消费税的增加和“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即结构性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实施缓慢。

在美国,2014年的经济表现将受益于页岩能源革命、劳动力和房地产市场改善,以及制造业的“回流”。消极因素一是国会政治僵局(特别是考虑到11月将举行中期选举),政治僵局将继续制约长期财政整合方面的进展;二是美联储澄清其推出量化宽松(QE)的计划,三是监管不确定性。

新兴市场在2013年遇到的困难体现了多重因素,包括中国经济减速、商品超级周期的结束以及潜在增长的下降(因为拖延了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此外,一些主要新兴经济体在春季和夏季遭受重创,因为美联储释放出马上退出QE的信号,触发了资本流动转向。这暴露出因货币成本低、资本流入富余的繁荣年份的宽松货币、财政和信用政策带来的脆弱性。

出于多个原因,新兴经济体在2014年的增长将有所加快——达到同比接近5%的水平。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得到提振将刺激新兴市场的出口。美联储退出QE将是一个缓慢过程,利率将保持低水平。中国的政策改革将减少硬着陆风险。此外,许多新兴市场仍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中产阶级将消费更多商品和服务。

但是,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具体地说,包括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南非、匈牙利、乌克兰、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在2014年仍将十分艰难,因为它们存在外部和财政赤字、增长减速、通胀达不到目标以及与选举相关的政治紧张等问题。其中一些国家(比如印尼)最近采取了更多的政策调整,因此风险较低,尽管它们的增长和资产市场仍极易受到政策和政治不确定性以及潜在外部冲击的影响。

表现更好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将是那些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弱点更少的经济体,包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其他亚洲工业出口国;欧洲的波兰和捷克;拉美的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肯尼亚、卢旺达和其他一些经济体;以及波斯湾石油出口国。

最后,中国的年增长率在2014年仍将保持在7%以上。但是,尽管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改革,但中国增长模式从固定资产投资转向私人消费的转型仍将过于缓慢。大量既得利益者,包括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抵制变化;大量私人和公共债务将爆发问题;而中国领导层对于应该以多快的节奏实施改革措施也存在分歧。因此,尽管2014年中国可以避免硬着陆,其中期前景仍值得担忧。

总而言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有所加快,同时尾部风险将有所下降。但是,除了美国可能例外,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仍将十分疲软,新兴市场的脆弱性——包括中国在经济再平衡方面的措施不够确定——可能将拖累新一年的全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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