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goff191_Anthony KwanGetty Images_wuhangrocerystorecoronavirus 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那种回到1970年代的感觉

发自剑桥—现在预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长期发展轨迹还为时过早,但意识到下一次全球衰退可能即将降临就已经不算太早了——而且这次的衰退看似与2001年和2008年开始的那两次大有不同。

首先,下一次衰退很可能发端于中国,而且事实上可能已经在发生了。作为一个杠杆率很高的经济体,中国无法像高速增长的1980年代日本那样承受长期的经济停摆,因为个人,企业和市政当局都需要资金来偿还其超额债务。而严重不利的人口结构状况,技术追赶差距的缩窄以及周期性刺激计划所导致的大量房屋过剩(更别提日益集权化的决策过程)已经预示着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显著放缓。

此外,与本世纪前两次全球性经济衰退不同,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同时引发了供给和需求两端的冲击。事实上上次出现同等规模的冲击还得追溯到1970年代中期的石油供应危机。虽然对传染的忧虑将打击航空公司和全球旅游业需求,同时预防性储蓄也会增加。但当数以千万计的人(出于封锁或是恐惧)无法上班,全球价值链崩溃,边界被封锁,世界贸易也因各国不信任彼此的健康统计数据而出现萎缩之时,供给侧也会受到同样巨大的损害。

那些受影响国家只能(也应该)背负巨额赤字去花钱巩固其卫生体系并支撑经济。它们本应平时就积下些未雨绸缪的财政储备,也早该意识到在繁荣时期实施无底洞式赤字支出的行为之所以危险,原因就在于总会有瘟疫、战争,气候危机和其他意料之外的事件不期而至。

但是政策制定者以及太多的经济评论家都未能理解供给因素是如何令下一次全球衰退不同于过去两次的。与主要由需求短缺导致的衰退相反,由供给侧驱动的衰退所带来的挑战在于它可能导致产量急剧下降和普遍的生产瓶颈。在那种情况下,普遍性的短缺(也是一些国家自19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从未遭遇过的状况)最终可能导致通胀上升而非下降。

诚然,当前遏制普遍通货膨胀的初始条件异常有利。但鉴于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几乎肯定是造成低通胀的主要因素,因此除了贸易摩擦加剧之外,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甚至只是对可能发生疫情的持续恐慌)所导致的持续闭关锁国将会是物价上涨压力卷土重来的动因。在这种情况下,通胀率上升可能会推高利率并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者带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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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冲击世界经济之时恰逢全球增长显露疲态且许多国家过度杠杆化的时点。2019年的全球增长仅为2.9%,与历史上构成全球衰退的2.5%的水平相差不远。意大利的经济在病毒侵袭之前才刚刚有点起色,日本在不合时宜的加增值税后已经濒临衰退,而德国则在政治混乱中跌撞前行。美国目前状态最佳,但是原本在11月的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之前只有15%的发生衰退可能性如今看来要高得多。

而令人惊讶之处在于新型冠状病毒竟然能对那些看似拥有足量抵抗资源和技术的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此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前几代人比今天的穷得多,所以有更多的人不得不冒险上班(从而维持了经济的运转)。与现在不同,当年如果为应对疫情而采取极端经济缩减措施可是要饿死很多人的。

当前在中国武汉——也是整场疫情的核心区——发生的情况虽然极端,却是具备说明意义的。中国政府基本上封锁了整个湖北省,将其5800万人置于戒严令之下,除非遭遇了特殊情况,否则普通武汉市民连家门都无法踏出一步。与此同时,政府至今似乎已经连续6个星期没有中断向湖北民众供应食物和水,这对于那些贫穷国家来说简直无法想象。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上海和北京等主要城市中的许多人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室内以减少接触病毒。韩国和意大利等国政府可能并未采取中国这样的极端措施,但许多人仍待在家中,并因此对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急剧上升,远远超过了投资者和国际机构原本认可的传统预测范围。 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除了降息和财政刺激措施外,还需要解决对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冲击。 最直接的缓解措施可能是美国大幅削减贸易战关税,从而安抚了市场,向中国展现了自己的政治风范,并把钱塞回到美国消费者的腰包。一场全球衰退正是开展合作的好机会,而非自我孤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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