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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多边开发银行做好气候斗争的准备

发自伦敦—世界目前只能动用自身一半的能力去应对其最大的威胁。尽管气候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一年比一年明显,但各个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应对措施中仍然只发挥着微不足道的作用。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将于10月9日至15日召开的年会则是一个改变事情进程的重要契机。

最近那些在利比亚、巴基斯坦和东北非地区发生的事件证实了一个艰难而悲惨的事实:气候灾害如今正与发展状况紧密纠缠在一起。以世界银行为中心的全球AAA级多边开发银行体系本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融资的核心,但却未能挺身而出。

多边开发银行的年贷款总额徘徊在1000亿美元左右,而正如二十国集团多边开发银行问题独立专家组最近发表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一旦将债务偿付计算在内,多边开发银行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转移额目前接近于零,甚至为负。根据气候融资问题独立高级别专家组的估算,我们每年还需要增加24亿美元用于气候和发展融资。

我们需要采取更多举措去疏通私人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绿色项目的渠道。为此今夏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提出了一个部分外汇担保机制的建议,希望能以更低的成本保护投资者免遭发展中国家汇率急剧波动带来的损失。这是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但是许多类别的气候投资——包括抗灾基础设施(如更高级别的海堤和洪水防护)以及具备抗气候冲击能力的卫生和教育系统——无法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吸引私营部门参与者。

不同的气候融资需求需要不同的融资方法,这就是巴巴多斯总理米娅·阿莫尔·莫特利(Mia Amor Mottley)的“布里奇顿倡议”主张将气候融资作为一个整体性全球系统来处理的原因。多边开发银行必须在建设发展中国家抗灾能力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了气候适应资金缺口的规模。由维拉·松韦(Vera Songwe)、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和阿马尔·巴塔查里亚(Amar Bhattacharya)领导的气候融资问题独立高级别专家组在其广为讨论的2022年11月报告中估计多边开发银行每年需要额外支出2000亿美元才能保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和生计免受气候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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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知道如何以最少的政府追加资金来填补这一缺口。首先,根据洛克菲勒基金会最近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推断,如果各个多边开发银行能采用二十国集团多边开发银行资本充足性框架独立审查报告最近提出的建议,它们就能在现有资本和信用评级下每年多发放750亿美元贷款。主要措施包括在保持信贷质量的同时增加多边开发银行利用现有资本可提供的贷款额;从可赎回资本(所有多边开发银行账上都存在的一种未得充分利用的股东担保)中获取更多价值;以及规范化信用评级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处理资本的方式。

其次,如果股东能为多边开发银行与气候相关的贷款组合提供去风险担保,多边开发银行每年可再增加250亿美元的贷款。在实践中这种担保只需要很少的美元,因为AAA评级贷款人的整个投资组合出现资不抵债的可能性很低。而且,在问题贷款回收方面多边开发银行的排名已经高于其他任何各方。这对各个股东的预算性影响微乎其微。

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去风险担保的早期支持者,由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任主席的教育委员会倡议(Education Commission)认为只需花费1美元的支持就能覆盖27美元的贷款组合。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也在上月于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峰会上提出了类似(但稍为温和)的方法。

最后,如果多边开发银行的股东在未来十年内每年多拿出100亿美元,那么就可以多筹集1000亿美元/年的贷款,这是由南德·基舍尔·辛格(N.K. Singh)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任主席的二十国集团多边开发银行独立专家组最近提出的建议。假设持股比例与世界银行大致相同,那么整个多边开发银行体系的年度捐款额将分别为:英国和法国约4亿美元,德国约4.5亿美元,中国约6亿美元,美国约16亿美元。

从这些数字的角度来看,美国在2022年(基于充分的理由)花费了1130亿美元支援乌克兰,几乎是该国协助改变发展和气候融资所需捐款的100倍。而英国和加拿大的军事援助金额同样也数倍于其潜在多边开发银行捐款额。

随着各国代表团前往马拉喀什参加世界银行会议,我们已经知道需要做些什么。不应该再用一个夏天的破纪录高温、洪水、干旱和与气候相关的人命损失来打破我们的自满和不作为。但只有多边开发银行的主要股东才能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其雄心壮志,而需要做的就是将每年贷款额提高到所需的2000亿美元。

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世界。”具有优先债权人地位的AAA级多边开发银行体系就是这根杠杆。为什么不去用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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