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悲观

伦敦—2003年，文学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曾说过一句名言： “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他指出，两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资本主义被视为既具有破坏性又不可逆转。对后资本主义未来可能性的信心减弱，滋生了深刻的悲观情绪。 

这种普遍的绝望让人想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发表的《我们孙子孙女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文，文中警告人们不要出现“两种相反的悲观主义错误”。首先是“革命者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事情是如此糟糕，除了暴力变革之外，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第二种是反动派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经济和社会结构“如此不稳定，我们不能冒险进行任何实验”。

为了回应他那个时代的悲观情绪，凯恩斯 提出了另一种愿景，预测技术将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富足时代。他认为，在一个世纪内，持续的技术进步将使生活水平——至少在“文明”世界中——提高到1920年代的4-8倍。这将使他这一代人的孙辈只要工作祖辈工作时长的几分之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