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悲观

伦敦—2003年，文学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曾说过一句名言： “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他指出，两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资本主义被视为既具有破坏性又不可逆转。对后资本主义未来可能性的信心减弱，滋生了深刻的悲观情绪。 

这种普遍的绝望让人想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发表的《我们孙子孙女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文，文中警告人们不要出现“两种相反的悲观主义错误”。首先是“革命者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事情是如此糟糕，除了暴力变革之外，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第二种是反动派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经济和社会结构“如此不稳定，我们不能冒险进行任何实验”。

为了回应他那个时代的悲观情绪，凯恩斯 提出了另一种愿景，预测技术将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富足时代。他认为，在一个世纪内，持续的技术进步将使生活水平——至少在“文明”世界中——提高到1920年代的4-8倍。这将使他这一代人的孙辈只要工作祖辈工作时长的几分之一即可。

凯恩斯广为人知的短期就业理论是这个更大的技术乌托邦愿景的一部分。在他看来，产能全开的经济是从必要到自由的最快途径。 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凯恩斯所关注的经济“疥癣之疾”就会变得多余。然后，我们的注意力可以转移到 “心腹大患”上，即“生活和人际关系、创造、行为和宗教”问题。

尽管凯恩斯认为卡尔·马克思的思想难以理解，但他对后资本主义未来的愿景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的愿景相似。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解决生产问题的手段，而共产主义是管理分配的一种方式，从而消除分工的需要。

像凯恩斯一样，马克思对未来的愿景支持有教养的业余爱好者，这是传统上为贵族保留的角色。马克思设想了一个社会，人们可以“早上打猎，下午钓鱼，晚上放牛”，而不局限于猎人、渔夫、牧羊人或批评家的角色进行“晚饭后批评” 。像凯恩斯一样，他将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必须忍受的磨难，这样美好的生活才能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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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凯恩斯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但他们都反对仓促地废除资本主义，或过于强力地干预资本主义运作。凯恩斯警告不要过早地通过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瓦解资本主义制度，而马克思则认为，改良主义者试图将资本主义人性化无非是推迟了革命。这些僵化的立场最终被证明对凯恩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说过于极端，他们试图在二十世纪中叶建立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民主国家。

但是，尽管凯恩斯和马克思都对后资本主义世界持有乌托邦愿景，但他们对如何克服资本主义“怪物”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这源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解释。对于凯恩斯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精神上的变形，它以清教主义为载体在西方文明中传播，一旦不再需要它，它就会自然消亡。在一个富足的时代，“对作为一种财产——而不是作为享受生活和现实的手段——的金钱的热爱，将得到恰当的承认”，这是一种“有点令人作呕的病态”，人们“不寒而栗地交给了精神疾病专家”。

相比之下，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心理上的折磨；相反，他把它看作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其中资产阶级垄断了土地和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种统治地位使资本家能够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唯一可销售的商品就是他们的劳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会简单地消亡；它必须被推翻，但不能在它的创造潜力得到充分实现之前推翻。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描绘成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这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受到玛丽·雪莱 1818 年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的显着影。 另一个灵感来源是歌德的《浮士德》，其中梅菲斯特被描绘成上帝救赎计划的勤奋执行者。

在许多方面，今天的悲观比凯恩斯在1930年发现的悲观更深刻。左翼革命者仍然渴望资本主义垮台，但自苏联共产主义崩溃以来，他们从未提供一个可行的政治替代方案。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已经演变成“激进右翼”，以怨恨和沙文主义为特点，但缺乏对和谐未来的连贯愿景。双方似乎都无法提供光明的出路。

正是救赎愿景的缺位，维持并部分定义了当今普遍存在的悲观。凯恩斯和马克思相信机器的解放力量，但技术现在被广泛视为一种威胁，即使我们的未来始终与它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同样，凯恩斯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自然反抗其剥削之前早将崩溃；我们现在面临着气候变化的生存威胁，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努力成功希望渺茫。最令人担忧的是，公众对民主制度取得有意义的进展的能力的信任正在迅速削弱。

面对寄生资本主义和新兴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选择，悲观是合理的。但鉴于世界末日和资本主义的末日并不在眼前，问题仍然存在：我们该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