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剧民主倒退的不平等状况

发自芝加哥—随着美国11月大选的临近，民主党人仍在辩论竞选行动的主题应当围绕经济问题还是民主的未来。但我们在芝加哥民主中心的研究表明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高水平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会增加民主滑向独裁的风险。

参照国际标准衡量来看美国是个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而这种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民主退化。如果民主党人能斩断特朗普手中经济反精英主义的大旗并持续改善中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他们或许能协助将这个国家从威权主义的边缘拉回来。

全球约有二十几个国家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民主侵蚀或倒退。最常见的做法是民选总统和总理们通过攻击媒体和司法系统、质疑公务员和民间组织以及在落败时破坏对选举的信心来强化自身权力。

我们对全球民主国家的分析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规律：一个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大，民主退化的风险就越大。在这方面国家收入（人均GDP）的影响较小，而一个民主国家的成立时长和公共机构的强势程度不会造成显著影响。不平等才是关键因素。

举个例子，平等程度高于87%民主国家的瑞典，其民主在2017年遭到侵蚀的风险约为4%。而在光谱的另一端，南非这个全球最不平等民主国家的相关风险约为30%。至于不平等程度高于全球60%民主国家的美国（尽管分配金字塔底层民众的财富近期有所增加）的风险则为9%，是瑞典的两倍有余。

如果要理解经济不平等如何侵蚀民主，那就得仔细审视美国和瑞典之间的差异。最显著的一点是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势力庞大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相当于美国由MAGA派主导的共和党——通过反对该国家过去二十年中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赢得了支持。在2022年议会选举中他们的议席数量位居第二，超过了几个传统保守党派，也在中右翼执政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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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瑞典并未展现出美国那种日益明显的民主侵蚀症状。政治家们不会称媒体为“人民的敌人”，攻击法官和检察官，威胁要清洗公务员，或是质疑选举的公正性。

这种行为在瑞典公众中大概不会获得广泛共鸣，因为在这个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国家，民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依然相对较高。瑞典人整体上受益于这个国家慷慨的福利国家制度，而瑞典民主党通过推动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的社会支出增长来支撑这一制度。总体来说欧洲的民族主义右翼往往比传统的保守党派更支持各类社会政策。

而美国那位潜在独裁者的怪异之处则在于他那三心两意（同时也称不上成熟）的民粹主义。虽然特朗普阻止了本党成员去削减社会保障和老年医疗保险，但他在此事务上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同时也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呼吁废除《平价医疗法》。

更糟糕的是，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只会扩大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作为总统的他通过了高度递减式（对富人的影响比对穷人的更小）的减税政策，并承诺如果重返白宫的话会继续延长这些政策。他甚至提出了彻底取消所得税并用进口关税取而代之的想法。

作为一个煽动者，特朗普使用反精英主义的言论去巩固其选民基础，与此同时，凭借这种狂热支持，他觉得自己有底气在第二个任期内破坏民主并加剧不平等。只要他向追随者源源不断地灌输怨恨和愤怒，那就算不实施能创造更公平社会的政策也大抵不会受到抵制。但一个身家亿万的“民粹主义者”尝试制定使美国在经济上更加不平等的政策，试问还能有比这个更扎眼的矛盾状况吗？

由于破坏民主制度的努力更容易在不平等的社会中取得成功，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通过促进更加公平经济来强化民主。也就是说民主党人不必在经济增长与公平和为民主的未来而战之间二选一。这本来就是同一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