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伦敦—自愿性的碳抵消市场最近受到了抨击，被质疑那些旨在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的合同（相对于合同不存在情况下）的效力。而最大的关切则涉及各种变更土地用途的“自然取向型”项目，比如保护森林和种植新森林（人工造林）。
但这些工具的不完善性并不是什么秘密。二十多年来生态学家和林业工作者一直在努力开发更成熟的方法以满足经济学家对市场工具的渴求，同时也取得了诸多进展。尽管各类抵消方案仍然充满了复杂性，但它们无疑已经实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让我们尝试从大气层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对地球的碳循环进行了一个概述，证实了植物将二氧化碳大规模转化为纤维素并大规模转化的基本作用。仅陆地光合作用每年就能吸收1130亿吨碳。相比之下人类去年在大气中增加了大约110亿吨碳。
当然问题在于人类的累积增量是单向的，而植被捕获的碳通常会被植物呼吸和降解的等量反向流动所平衡。我们通过干扰气候系统破坏了这一平衡，每年向陆地和海洋增加约59亿吨的碳净流入。换句话说我们注入大气的二氧化碳只有一半被地球吸收了。
在这个庞大的自然循环中，即使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扰动也会达到一个巨大的规模。这就是大自然作为一个气候缓解选项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就算我们成功摆脱了化石燃料，却仍然需要大量的碳清除才能将全球平均气温保持在工业化前水平的1.5或2摄氏度之内。估算数各不相同，但在2100年之前需要用植物清除2000~3000亿吨碳。
故事也不会就此结束。大气层中含有约8700亿吨二氧化碳（其中1/3是自工业化以来增添的），而碳循环则将这些大气层碳储量与巨大的碳存储库相连。其中最大的碳存储库是海洋——在近洋面处存有9000亿吨，另有37万亿吨存在更深处。陆地植被和土壤也存储着约2.15万亿吨，另外1.2万亿吨存于永久冻土层里。就大气层而言，这些存储库中任何一个的碳流失都可以轻易超过我们燃烧所产生的碳量（来自化石燃料中封存的9300亿吨）。
管理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碳存量和流动对于保持整个地球系统的平衡至关重要，而这远不是一个次要的关切。但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需要对自然景观进行不同的思考。陆地和海洋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背景，它们是公共基础设施，而且像所有基础设施一样必须被资助和维护。
然而自19世纪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通过回馈其边际效益来为基础设施付费（就像自然导向型干预手段所实现的抵消一样）的做法几乎从来无法覆盖其总成本。因为像高速公路或机场这样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往往无法收取足够高的边际价值，其余部分必须由税收来覆盖。那么对谁征税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可以以生态系统包含约600亿吨地上生物质碳的巴西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为这一存量估值的一种方法是假设我们以一个特定的价格对碳进行估值，例如每吨50美元（介于受管制的欧洲市场价格和自愿市场的自然取向型抵消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巴西的生态系统价值10万亿美元，是该国GDP的6倍有多，远远超过其130亿桶石油储量的价值。
那么全世界应该付给巴西多少钱来为所有人保管这些森林？假设收取相当于资产价值2%的费用（这是大多数资产管理公司的合理费率），该国每年应当收到2000亿美元。如果这样的话巴西几乎必定会停止砍伐亚马逊森林。
但在这里我们遭遇到了一个可悲的事实。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国际社会有任何意愿支付这笔巨款。2022年的海外直接援助总额仅为1860亿美元。多年以来富国一直都未能兑现在2009年许下的承诺，即每年调动1000亿美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如果不把自然资产视为基础设施而是服务生产者，我们最终只能依赖企业的零星自愿付款以“抵消”一些它们不能或不愿进行的其他减排。但尽管这种机制有很多缺点，却至少能把一些钱——尽管只是沧海一粟——导向了碳景观管理。
当然对抵消的额外仔细审查是值得欢迎的，因为这可以推动改进。但如果认为保护森林或增加地球碳汇的紧迫性要低于化石燃料减排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自愿碳市场交易的自然导向型抵消应被视为仅仅是第一步。最终我们将需要做到“以下所有”：停止燃烧化石燃料，维护生态系统和增强自然界的碳吸收能力，无论能否证明这种减少无论如何不会发生。
大气层并不关心我们的动机、反事实或道德风险，它所看到的只是碳的流入和流出。生态系统储存碳并从大气中提取碳的规模极其巨大。而我们所有的人——纳税人、消费者和企业——都必须为这一关键公共物品付费。
发自伦敦—自愿性的碳抵消市场最近受到了抨击，被质疑那些旨在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的合同（相对于合同不存在情况下）的效力。而最大的关切则涉及各种变更土地用途的“自然取向型”项目，比如保护森林和种植新森林（人工造林）。
但这些工具的不完善性并不是什么秘密。二十多年来生态学家和林业工作者一直在努力开发更成熟的方法以满足经济学家对市场工具的渴求，同时也取得了诸多进展。尽管各类抵消方案仍然充满了复杂性，但它们无疑已经实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让我们尝试从大气层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对地球的碳循环进行了一个概述，证实了植物将二氧化碳大规模转化为纤维素并大规模转化的基本作用。仅陆地光合作用每年就能吸收1130亿吨碳。相比之下人类去年在大气中增加了大约110亿吨碳。
当然问题在于人类的累积增量是单向的，而植被捕获的碳通常会被植物呼吸和降解的等量反向流动所平衡。我们通过干扰气候系统破坏了这一平衡，每年向陆地和海洋增加约59亿吨的碳净流入。换句话说我们注入大气的二氧化碳只有一半被地球吸收了。
在这个庞大的自然循环中，即使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扰动也会达到一个巨大的规模。这就是大自然作为一个气候缓解选项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就算我们成功摆脱了化石燃料，却仍然需要大量的碳清除才能将全球平均气温保持在工业化前水平的1.5或2摄氏度之内。估算数各不相同，但在2100年之前需要用植物清除2000~3000亿吨碳。
故事也不会就此结束。大气层中含有约8700亿吨二氧化碳（其中1/3是自工业化以来增添的），而碳循环则将这些大气层碳储量与巨大的碳存储库相连。其中最大的碳存储库是海洋——在近洋面处存有9000亿吨，另有37万亿吨存在更深处。陆地植被和土壤也存储着约2.15万亿吨，另外1.2万亿吨存于永久冻土层里。就大气层而言，这些存储库中任何一个的碳流失都可以轻易超过我们燃烧所产生的碳量（来自化石燃料中封存的9300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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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碳存量和流动对于保持整个地球系统的平衡至关重要，而这远不是一个次要的关切。但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需要对自然景观进行不同的思考。陆地和海洋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背景，它们是公共基础设施，而且像所有基础设施一样必须被资助和维护。
然而自19世纪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通过回馈其边际效益来为基础设施付费（就像自然导向型干预手段所实现的抵消一样）的做法几乎从来无法覆盖其总成本。因为像高速公路或机场这样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往往无法收取足够高的边际价值，其余部分必须由税收来覆盖。那么对谁征税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可以以生态系统包含约600亿吨地上生物质碳的巴西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为这一存量估值的一种方法是假设我们以一个特定的价格对碳进行估值，例如每吨50美元（介于受管制的欧洲市场价格和自愿市场的自然取向型抵消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巴西的生态系统价值10万亿美元，是该国GDP的6倍有多，远远超过其130亿桶石油储量的价值。
那么全世界应该付给巴西多少钱来为所有人保管这些森林？假设收取相当于资产价值2%的费用（这是大多数资产管理公司的合理费率），该国每年应当收到2000亿美元。如果这样的话巴西几乎必定会停止砍伐亚马逊森林。
但在这里我们遭遇到了一个可悲的事实。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国际社会有任何意愿支付这笔巨款。2022年的海外直接援助总额仅为1860亿美元。多年以来富国一直都未能兑现在2009年许下的承诺，即每年调动1000亿美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如果不把自然资产视为基础设施而是服务生产者，我们最终只能依赖企业的零星自愿付款以“抵消”一些它们不能或不愿进行的其他减排。但尽管这种机制有很多缺点，却至少能把一些钱——尽管只是沧海一粟——导向了碳景观管理。
当然对抵消的额外仔细审查是值得欢迎的，因为这可以推动改进。但如果认为保护森林或增加地球碳汇的紧迫性要低于化石燃料减排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自愿碳市场交易的自然导向型抵消应被视为仅仅是第一步。最终我们将需要做到“以下所有”：停止燃烧化石燃料，维护生态系统和增强自然界的碳吸收能力，无论能否证明这种减少无论如何不会发生。
大气层并不关心我们的动机、反事实或道德风险，它所看到的只是碳的流入和流出。生态系统储存碳并从大气中提取碳的规模极其巨大。而我们所有的人——纳税人、消费者和企业——都必须为这一关键公共物品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