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绿天鹅

发自伦敦—统计学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创造了“黑天鹅”一词以描述那些可能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但却难以预测的超低概率事件。而最近一份报告的作者则在金融分类学中引入了“绿天鹅”一词来指代由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引发的事件。

照理说绿天鹅事件要比黑天鹅更容易预测，因为气候变化会使它们不可避免地发生。但在这方面却缺乏历史参照来协助我们了解诸如龙卷风、野火、干旱和洪水等气候和生态风险可能会对银行系统、保险业或其他任何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

随着经济活动从化石燃料重新分配到清洁能源，一些活动将消失，另一些活动则会冒头，而与前者相关的“搁浅资产”的价值将大幅下降。虽然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但我们必须要以一种不会引发金融体系动荡的方式来加以管理。

在维护金融稳定的政治任务之下，中央银行、监督者和宏观审慎机构应当在绿色转型中发挥核心作用。最近由国际清算银行、法兰西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共同组织的绿天鹅会议表明，尽管一些地区的动员工作仍处于过于缓慢小心的状态，但人们已经越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

为了预测气候风险的影响，法兰西银行成为了首家为银行和保险公司引入全面气候压力测试的中央银行。该测试尝试通过分析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设计的三种30年气候情境（一是基于低碳战略的有序过渡；二是无序且迟缓的过渡；三是一切照旧）来评估银行和保险投资组合的实体和过渡风险。

这项操作发现法国金融系统目前面临的风险（依据所使用的各项假设）还处于适度水平，而更重要的则是测试体现了要提高我们对气候风险的理解究竟需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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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我们仍然缺乏详细列明全球价值链各环节地理况状的数据库。这种信息对于评估生产的实体风险必不可少，对更广泛地监测社会和环境治理事务也相当有用。

逐步上升的天气类灾害频率和严重程度将逐渐反映在保险范围和成本之上，并影响银行部门盈利能力和贷款组合违约率。与此同时银行家和资产经理也会相应调整自身投资组合。而如果碳价继续（合情合理地）上涨，他们就将远离碳密集型行业，把风险转移到其他因素上。

这些随时间变化的行为（及其连锁反应）将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但却极难对其进行建模。尽管如此，一些基本政策将极大地帮助宏观审慎机构和投资者应对这种变化。首先，那些启动绿色转型的人需要一个指南针：应当在尽可能广泛的经济领域存在一个完全可预测的碳价格增长。在这方面欧盟可以借助其排放交易系统走上正确的道路，该系统中的碳价已经从2020年1月的每吨25欧元（折合30美元）上升到当前的每吨50欧元。不过进展仍然有限，因为排放交易系统大概只涵盖了欧盟总排放量的40%。

正如30国集团最近的发布一份报告显示，我们需要一系列能提供可预测碳价增幅的可靠承诺以使投资者、监管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以前瞻性的方式去调整自身战略。如果缺乏这些承诺，我们就无法释放公共和私人投资去实施能在更大范围内降低转型成本的必要结构调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独立的碳理事会可以用类似央行管理商品价格通胀的方式来管理碳价上涨。这些机构应该被授权去制定一个与其政府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相一致的碳价上涨路径，同时政策必须伴随着对那些购买力下降最严重者（比如燃料价格上升）的补偿。

我们可以把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与其对碳价上涨的风险敞口联系起来，这将改变它们计算的违约概率和投资组合的损失。监管者也需要确保各金融机构能建立有效的治理体系来应对气候风险。与影子银行——其规模增长反映了规避更严格银行监管的能力——不同，我们应该努力非常密切地跟踪“影子排放者”。美国环境保护署最近就披露该国前十大甲烷排放者中就有五个是鲜为人知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而为它们提供支持的则是某些不知名投资企业。

我们可以理解私人投资公司会试图收购有风险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进行开发并出售获利，但不能容忍一些“视线外”投资者以跳楼价收购碳密集型资产然后将其挪到一些法规宽松的司法管辖范围内运营。要防止这种情况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订立一个较高的碳价下限，或征收碳边境调整税，或是双管齐下。即使这意味着要对监管范围做出调整，我们也必须让这种投资的资本成本高得令人生畏。

气候政策的最后一个关键部分是强制披露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这些披露框架以便执行普遍的最低标准。这个想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势头，也可能会在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届缔约方会议后变得更加具体。透明度对所有市场参与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负责金融稳定的机构则有责任确保绿天鹅不会在某一天变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