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轨的科技巨头

芝加哥—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倒闭是美国漫长的金融欺诈的新篇章，也是一个大麻烦。企业重组专家约翰·雷三世（John Ray III）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见过如此彻底的企业控制失败和如此完全缺乏值得信赖的财务信息的情况。"他现在正在负责处置FTX的破产事宜。

FTX的倒闭只是自2021年4月加密货币价值首次下跌以来行业崩塌的最新事件。但不仅仅是加密货币。在市场将Meta公司市值削减了890亿美元之后，其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宣布将裁员13%（11000人）。然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花440亿美元收购推特不出几天——着实一鸣惊人——许多人开始担心该平台的未来。

挥舞数十亿美元意图建立企业帝国（包括慈善事业）的奇人在美国屡见不鲜。当我阅读名誉扫地的FTX公司创始人兼前首席执行官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的事迹时，我想起了19世纪60年代末的 "伊利战争"，当时魅力四射的金融家们很容易获得巨额资本和信贷，他们试图建立美国第一批伟大的商业公司：横贯大陆的铁路。铁路建成了，但财务浪费和企业阴谋也是惊人的。

熠熠生辉的古尔德

这一切的中心是杰伊·古尔德（Jay Gould），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金融操盘手。1868年，刚到华尔街的年轻人古尔德对上了年迈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准将，后者靠蒸汽船起家。内战结束后，范德比尔特开始购买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股份，希望能控制该公司。

为了掩盖自己的意图，范德比尔特通过代理购买股票。但华尔街投机者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嗅到了风声。德鲁是与之竞争的伊利铁路公司的董事，他借给自己伊利公司的股票，以此为抵押购买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股票。范德比尔特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钱来购买纽约中央铁路，对此非常愤怒，他与德鲁达成协议，并共同将两家铁路公司的股票互相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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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曾是一名赶牛人，他给牛群喂食食盐，促使它们喝更多的水，增加体重。他很快就与范德比尔特达成了双重协议，与古尔德和他的合伙人小詹姆斯·菲斯克（James Fisk, Jr.）联合起来。在伊利战争期间，德鲁、古尔德和菲斯克通过发行超过铁路现有资产的合理价值的股票来 "浇灌 "伊利股票。一位被范德比尔特收买的纽约法官对他们做出不利裁决。

德鲁、古尔德和菲斯克带着装满现金和伊利股票及债券的手提箱逃离纽约。我想象这三人笑着向曼哈顿挥手告别，来到新泽西州的泽西城——就像班克曼-弗里德和他的小伙伴们一样，成为百万和亿万富翁，在巴哈马度假胜地工作，让监管机构之外望尘莫及。

伊利战争期间，美国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与今天非常不同。美国正在努力恢复金本位制，且美联储还不存在。尽管如此，在这些年里，鉴于美国资本市场最近在内战期间集中于纽约市，华尔街充斥着信贷，这使得古尔德、德鲁和他们的同类人的恶劣操纵和计划成为可能。

除了金融操纵之外，企业获得便捷的信贷也助长了对新生的美国铁路业的蓬勃投资。但其中大部分是无益的。像古尔德这样的公司官员攫取现金，购买土地，在竞争对手到来之前在美国原住民的主权领土上修建铁路。当工人们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而罢工时还镇压他们。

企业垄断的幽灵飘荡着。但是，如果信心——进而资金——从金融系统中流失，企业破产的威胁便接踵而至。在铁路时代，1873年和1893年发生了两次特别严重的金融恐慌，随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

数字圈地

今天的情况似曾相识。利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低利率，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保持十多年的超低利率，科技巨头攫取廉价资金吞并竞争对手的公司、工程人才和个人数据，尽可能地扼杀竞争。如今，随着利率快速上升，把股票和加密货币买上去的信贷减少了，事实证明，对于许多曾经大肆举债的公司来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可能不是一个可行的长期商业战略。

丰富的信贷难免会让贪婪污染动物精神，导致过度和企业的渎职行为。收紧金融条件——就像中央银行现在终于开始做的那样——并且让公司接受资本稀缺和市场竞争的鞭打会好得多，对吗？

不一定。重要的不是信贷的数量，而是它的去向，以及相对于社会的偏好和需求，它资助了什么。只要存在合理的偏好和需求，就不存在过度投资这回事。只有坏投资。

从道德上讲，正确的反应是对班克曼-弗里德在财务和其他方面的欺诈的报道感到不齿。但道德——在 “老鼠屎”破坏整锅粥之前将其挑出——并不是核心问题。问题不在于过度和贪婪，甚至不在于 "有效的利他主义 "的优点，而在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交汇点出现了问题。

伊利战争之所以广为人知，部分原因是它们是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和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Jr.）合著的《伊利之章》（Chapters of Erie ，1871）一书的主题。亚当斯兄弟也警告他们的读者不要关注私人的贪婪，而要关注政治。阅读他们对范德比尔特的描述，我不禁想到了在推特上安家的马斯克。

 “[他]将个人的自然权力与公司的虚构权力相结合。路易十四著名的 ‘朕即国家’便代表了范德比尔特对其铁路的立场。他不自觉地将凯撒主义引入了企业生活....。范德比尔特不过是一类人的先驱，他们将在国家内部挥舞由国家创造，但因为过大而控制不了的权力。”

公司——伊利铁路公司和推特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和梅塔公司——首先是国家的合法产物，范德比尔特是今天炙手可热的 "一类人 "的名副其实的先驱。

被压迫者的回归

从某种意义上说，FTX的崩溃具有讽刺意味，因为班克曼-弗里德的母亲、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和哲学家芭芭拉·弗里德（Barbara H. Fried）写过一篇史上最佳学术研究之一，主题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公司权力概念：公用事业理想。

新闻报道关注弗里德的一篇所谓的揭露性文章，她在文章中写道，寻找 "个人责任 "的渴望已经 "毁掉了刑事正义和经济政策"。但她是对的。FTX传奇的追随者最好去读一读她的名著《进步主义对自由放任的攻击》（The Progressive Assault on Laissez Faire: Robert Hale and the First Law and Economics Movement）一书，该书1998年出版，当时她的儿子六岁。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和经济学家黑尔（Hale）孜孜不倦地主张，由于铁路和电力公司等企业提供了基本的公共服务，它们应该获得考虑生产成本的"公平 "的投资回报率，但仅限于生产成本——当然也不是信用膨胀的资本市场上的荒谬的金融估值。

目前还不清楚加密货币是否提供了任何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过我同意博科尼大学的马西莫·亚马托（Massimo Amato）和卢卡·方塔齐（Luca Fantacci）的判断，即在挑战当前的全球货币体系时，加密货币 "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给出了错误的答案"。社交媒体公司来说更适用于公共事业角度。

像 "公用事业 "这样的监管原则值得重新发现。其他原则不然。在这些原则中，我认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窒息性官僚主义的过度赞赏，削弱了企业的活力。问题是，当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轰轰烈烈地回来时，新科技富豪带来的不平等性加剧，以及大量公司欺诈和渎职行为也随之回来。

科技巨头的许多价值是值得称赞的，从乐趣（好事）到奇妙的创造力。但FTX的崩溃，以及吞噬推特和Meta的动荡，再次暴露了盲目崇拜企业和财富的代价。国家不能把重要的公共事务，包括公民的储蓄和公共沟通的主要手段，交给纸面富贵的愚蠢幻想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