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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修改了GDP的定义，以使其更好地反映知识产权和研发对生产率和经济活力的贡献。更广地改革GDP的努力——包括经合组织和欧盟发起的计划——试图将可持续性、生活标准和其他一国福利的重要方面也囊括进来。新经济思想研究所（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等集团正在领衔研究创新经济学，从而为这方面的努力提供数据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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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than two months into his second presidency, Donald Trump has imposed sweeping tariffs on America’s thre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with much more to come. This strategy not only lacks any credibl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t is putting the US on a path toward irrevocable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decline.
Today's profound global uncertainty is not some accident of history or consequence of values-free technologies. Rather, it reflects the will of rival great powers that continue to ignore the semi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underway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explains how Malaysia and other middle powers are navigating increasingly uncertain geopolitical terrain.
贝尔维尤，华盛顿州—“如果你不能测量它，你就不能管理它。”这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显示全球国家级经济体健康程度的总量指标背后的智慧。几十年来，决策者和规划者用这些数字帮助他们理解如何指导国内经济增长。
但依赖GDP和其他传统指标可能有害于一个急切追寻的目标：蒸蒸日上的创新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今，一些信息技术部门的关键部分很少出现在国民账户中。尽管GDP测量一国国内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但数字时代的许多明星企业（如维基百科、Facebook、Twitter、Mozilla、网景和其他）并不生产产品，并且提供的是免费服务。
这些明星企业还总是削弱传统企业的生产率。免费导航应用让曾经位列美国成长最快公司行列的GPS先锋Garmin公司销售额暴跌。Skype以“每次一分钟”的速度扼杀着越洋电话。
这些发展趋势表莫名需要新能够识别新企业类型的新增长指标。而由于这些指标关注创新，因此还必须是前瞻性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如何建立、管理从而测量鼓励创新在某地区集结并促进该地区后续繁荣的条件。创新指标必须在新思想具有传统测量手段下的盈利能力前多年就识别出它们的价值。
发展中世界对这类指标的需求尤其迫切。新兴经济体都使用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测量进步的基准。这一指标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很有意义：贫穷的经济体需要外国资本建设工厂、培训工人以及让普通公民兜里有钱。
但外国投资往往流向了低风险、地利润率的项目：钢铁厂、水泥厂等。相反，创新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活动。即使是大型跨国公司也不会一开始就像新思想投入大笔资金。明天最具破坏力的创新对今天的FDI或GDP可能毫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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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正在寻求实现国内创新文化起跳的国家，FDI目标实际上妨碍了政府规划者接触最有可能以创造性思维看待问题人和公司。
那么，从宏观经济数据角度看，有价值的创新在其成长为下一个谷歌、拜耳、保时捷或阿里巴巴之前是怎样一副模样？什么数字能最好地刻画处于初期阶段的蓬勃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
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关键要素。它们包括顶级人才、历史记录卓越的连续创业家、得到名声显赫的资本支持的创业企业，以及受知识产权权利保护的突破性产品。我们公司的分析师最近研究了能否量化这些要素。我们的初步结论是肯定的。
比如，我们了解到，在当今最成功的五家信息技术部门创业企业中，在它们存在的第三年底表现出两大共同特征：它们都递交了不止一项专利，得到不止一家顶级风险资本的投资。在此后的年份中，这五家公司的累计收入比随机选择的创业企业高六倍。
经济学家可以对这一分析进行扩展，开发出年轻创新经济体的关键绩效指标。政府可以使用这些创新指标遴选出未来成功潜力最大的创业企业、人才和产品。这一方法可以应用于任何高科技孵化工程（不管在发展中世界还是在发达世界）。目前，这些孵化工程的唯一测量指标就是钱。
当然，这些指标只能提高成功的概率，决不是灵丹妙药。创新经济体永远需要对大量潜在对象进行投资以产生极少数大赢家最终构成成熟生态系统的基石。但成功概率哪怕只是微小增加，如果这意味着带来两家——而不是一家或一家都没有——苹果或三星，也已经是善莫大焉。
改变我们对经济价值的看法并不容易。但GDP增长陷入停滞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这一范畴——也许会欢迎能够显示真正的进站信号的指标。而决策者和规划者也日益认识到，创新人才和企业家技能等虚拟资产仍在一国财富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
去年夏天，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修改了GDP的定义，以使其更好地反映知识产权和研发对生产率和经济活力的贡献。更广地改革GDP的努力——包括经合组织和欧盟发起的计划——试图将可持续性、生活标准和其他一国福利的重要方面也囊括进来。新经济思想研究所（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等集团正在领衔研究创新经济学，从而为这方面的努力提供数据和分析。
正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11年的一次讲话中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测量创新行为、了解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我们就更能促进这类行为。”
事实上，帮助各国推动创新的指标能够改变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政府想要这些指标。经济需要这些指标。全球社会能从这些指标中获益。宏观经济学应该为如何测量二十一世纪创新家的雄心设计相应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