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与气候乱局

发自纽约——马尔代夫阳光普照的珊瑚岛礁正面临着生存危机。由于该国80％的人口都生活在仅高于海平面1米的区域，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可能令许多岛屿变得不再宜居，致使50万人在本世纪末被迫移居别处。从复原珊瑚礁生态到浮动太阳能发电系统，马尔代夫人正借助一系列创新适应措施应对这一威胁。但挣扎求存所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

马尔代夫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高端旅游业，因此也和其他许多国家一道遭遇了新冠疫情的严重打击——大量跨国旅行都都叫停。但2021年限制放松后旅游业的大幅反弹带动了该国的强劲经济复苏，甚至有望在2023年恢复至疫情前的增长状态。

然而这一复苏却被连续两次信用评级降级——首先是穆迪，然后是惠誉——打断，致使其借贷成本急剧上升。马尔代夫在2021年发行的最后一批债券的票面利率为9.875％，收益率为10.5％。但自那以后债券收益率逐步上升到超过20％的水平，反映了投资者对更高风险的感知。马尔代夫事实上已经被国际市场拒之门外，自2021年以后也再没有发行债券来为自身发展计划融资。

遭遇这种状况的不仅是马尔代夫。16个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有11个在新冠疫情期间至少被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之一降级或发表过负面信用展望。这对它们的经济发展和气候适应努力都是灾难性的。

将信用评级作为一个国家信用度最终衡量指标的做法一直都被视作对金融稳定的威胁，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信用降级会产生巨大影响，在国家最脆弱时引发抛售和市场波动。然而信用评级行业本身却既不透明也不具竞争性。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信用评级总共下降了125级，而经济收缩和债务累积速度更快的先进经济体仅下降了6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人员构成主要来自全球北方并受该区域管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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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评级决策常常受到意识形态偏见（比如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定会破坏增长和效率）而不是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气候韧性）的影响。主权信用评估通过环境、社会和治理得分间接捕捉与气候相关的风险，但是建立气候韧性的努力却被忽视了，尽管后者对债务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是全球负债最高的国家之一：它们的公共债务相对GDP比率在2020年平均为82.5%，并将在2025年前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气候变化则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气候脆弱性在过去十年里将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平均成本提高了117个基点，迫使它们多支付了400亿美元利息。一些人预测这一负担还将在在未来十年内增加1460-1680亿美元。

这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如果这些国家要保持（字面意义上的）“高于水面”，它们必须能够投资于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各类基础构件：本国民众、基础设施、能源和粮食安全。但是它们的债务偿付成本已经非常巨大——远远超过借助各类全球协定获取的有限气候融资。从2016年到2020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94.2亿美元的发展和气候融资以加强其韧性，同时却向外部债权人支付了266亿美元。

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重组债务方面几乎没什么选择——尤其是在信用评级被下调之时。值得注意的是就连那些参与了《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的国家也面临着信用评级下调的威胁。因此迄今为止只有三个符合条件的国家申请了共同框架下的救济。在国家试图就自身债务——其中近半来自私人债权人——重新展开谈判时降低其信用评级相当于一次毁灭性打击，因为这进一步加高了它们与国际信贷市场之间本已高耸的障碍。

安全、繁荣、具有气候韧性的国家显然比那些承受着广泛居民和环境流离失所和损失的不稳定、负债累累国家更有利于世界其他各方——包括私人债权人和先进经济体政府。如果信用评级还想要保持自身市场晴雨表的地位，它们就必须是透明的、公平的和具有建设性的。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为此合情合理地呼吁在危机期间暂停信用评级。信用评级机构还应该在动荡时期暂停评级的发布，好让市场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基本面。

信用评级机构的意识形态偏见和透明度缺失可以通过去中心化或建立区域性或多边评级机构来解决。它们还应该分享有关气候风险和适应努力如何融入其评级方法论的指导，尤其是在主权评级方面。

正如美国的信用评级体系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通过多德-弗兰克法进行了改革一样，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围绕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挑战进行改进。这些国家并非那些气候危机相关火灾和洪水的始作俑者，但却饱受其困扰，因此应当得到支持而非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