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COVID-19病毒已经迫使各国进入封锁模式，让世界各地的公民为之惊吓，并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崩溃。对于大流行病，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迫在眉睫。但是，在应对危机时，各国政府也必须着眼于长远。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是一份引人注目的政策蓝图，具有深远的时间跨度。该协议提供了几种支持社区和企业的方式，让它们在当前危机中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COVID-19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更多的全球性危机正在到来。如果我们在应对每一场新危机的同时，都维持着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经济模式，那么未来的冲击最终将超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危机管理者的应对能力。事实上，“新冠病毒危机”（Corona Crisis）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在其著名的1972年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和1992年的《超越极限》(Beyond The Limits)中发出了类似的警告，后者也是该报告主要作者多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的著作。正如梅多斯当时所警示的那样，人类的未来将不会由单一的紧急情况来定义，而是由许多因我们无法持续生活而产生的独立但相关的危机来定义。利用地球资源的速度高于其自身的恢复速度，以及释放废物和污染物的速度快于其被吸收的速度，那么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让自己处于灾难的边缘。
在同一个星球上，所有物种、国家与地缘政治问题最终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正在目睹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的爆发，以及如何给整个世界带来浩劫。就像COVID-19一样，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金融崩溃并没有国界，甚至没有物理边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在其成为远没有成为全面危机之前便开始采取的集体行动，加以处理。
冠状病毒大流行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我们停止超越地球的极限。毕竟，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都增加了大流行病的可能性。砍伐森林让人类和野生动物更容易彼此接触，增加了像SARS-CoV-2这样的人畜共患病毒跨越物种的可能性。同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示说，全球变暖可能会加速新病毒的出现。
能够成功控制流行病的政府，都心照不宣地遵循着同样的箴言:“遵循科学，为未来做准备。”然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来设计减轻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流行病威胁的经济，而不是简单地对灾害做出反应。我们必须开始在重要的事情上投资，为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和面向公共利益的绿色、循环经济奠定基础。
COVID-19危机向我们表明，（政府和公众）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突然进入了一个有着不同经济的不同世界。各国政府都急于在短期内在医疗和经济上保护本国公民。但利用此次危机带来全球系统性变革的商业理由也很充分。
例如，我们有合理的理由去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并部署可再生能源技术，其中大多数是目前全球可用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已经比化石燃料便宜。随着最近油价的暴跌，反常的化石燃料补贴可以而且应该被取消，就像七国集团和许多欧洲国家承诺到2025年所做的那样。
从工业向可再生农业的转变也是立即可行的，这将让我们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将碳封存在土壤中，从而扭转气候危机。此外，这样做会带来利润，增强经济和环境的弹性，创造就业，改善农村和城市社区的福祉。
在许多新的经济模式中，再生农业占有显著的地位，这些模式现在正在被世界各地的城市政府探索——所有这些模式都基于在地球范围内生活的原则。正如我们中的一位(拉沃斯)在推进她的“甜甜圈经济学”理念时所主张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为全人类创造一个安全、公正的运作空间”。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地球的自然界限(甜甜圈的外部边界)内工作，同时也要确保被边缘化的社区不会落后(进入甜甜圈内侧)。
对于应对当前危机的政策制定者来说，目标应该是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而非化石燃料来支持公民的生计。现在是时候把每年用于化石燃料补贴的5.2万亿美元重新分配到绿色基础设施、重新造林和投资于一个更循环、共享、可再生的低碳经济上了。
人类具有适应力和企业家精神。我们完全有能力重新开始。如果我们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比目前更光明的未来。让我们拥抱这一动荡的时刻，把它作为一个机会，开始投资于韧性、共同繁荣、福祉和全球健康。我们早已超越了自然极限;是时候尝试新事物了。
Translated by Shi Congyi
纽约—COVID-19病毒已经迫使各国进入封锁模式，让世界各地的公民为之惊吓，并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崩溃。对于大流行病，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迫在眉睫。但是，在应对危机时，各国政府也必须着眼于长远。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是一份引人注目的政策蓝图，具有深远的时间跨度。该协议提供了几种支持社区和企业的方式，让它们在当前危机中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COVID-19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更多的全球性危机正在到来。如果我们在应对每一场新危机的同时，都维持着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经济模式，那么未来的冲击最终将超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危机管理者的应对能力。事实上，“新冠病毒危机”（Corona Crisis）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在其著名的1972年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和1992年的《超越极限》(Beyond The Limits)中发出了类似的警告，后者也是该报告主要作者多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的著作。正如梅多斯当时所警示的那样，人类的未来将不会由单一的紧急情况来定义，而是由许多因我们无法持续生活而产生的独立但相关的危机来定义。利用地球资源的速度高于其自身的恢复速度，以及释放废物和污染物的速度快于其被吸收的速度，那么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让自己处于灾难的边缘。
在同一个星球上，所有物种、国家与地缘政治问题最终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正在目睹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的爆发，以及如何给整个世界带来浩劫。就像COVID-19一样，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金融崩溃并没有国界，甚至没有物理边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在其成为远没有成为全面危机之前便开始采取的集体行动，加以处理。
冠状病毒大流行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我们停止超越地球的极限。毕竟，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都增加了大流行病的可能性。砍伐森林让人类和野生动物更容易彼此接触，增加了像SARS-CoV-2这样的人畜共患病毒跨越物种的可能性。同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示说，全球变暖可能会加速新病毒的出现。
能够成功控制流行病的政府，都心照不宣地遵循着同样的箴言:“遵循科学，为未来做准备。”然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来设计减轻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流行病威胁的经济，而不是简单地对灾害做出反应。我们必须开始在重要的事情上投资，为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和面向公共利益的绿色、循环经济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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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危机向我们表明，（政府和公众）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突然进入了一个有着不同经济的不同世界。各国政府都急于在短期内在医疗和经济上保护本国公民。但利用此次危机带来全球系统性变革的商业理由也很充分。
例如，我们有合理的理由去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并部署可再生能源技术，其中大多数是目前全球可用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已经比化石燃料便宜。随着最近油价的暴跌，反常的化石燃料补贴可以而且应该被取消，就像七国集团和许多欧洲国家承诺到2025年所做的那样。
从工业向可再生农业的转变也是立即可行的，这将让我们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将碳封存在土壤中，从而扭转气候危机。此外，这样做会带来利润，增强经济和环境的弹性，创造就业，改善农村和城市社区的福祉。
在许多新的经济模式中，再生农业占有显著的地位，这些模式现在正在被世界各地的城市政府探索——所有这些模式都基于在地球范围内生活的原则。正如我们中的一位(拉沃斯)在推进她的“甜甜圈经济学”理念时所主张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为全人类创造一个安全、公正的运作空间”。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地球的自然界限(甜甜圈的外部边界)内工作，同时也要确保被边缘化的社区不会落后(进入甜甜圈内侧)。
对于应对当前危机的政策制定者来说，目标应该是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而非化石燃料来支持公民的生计。现在是时候把每年用于化石燃料补贴的5.2万亿美元重新分配到绿色基础设施、重新造林和投资于一个更循环、共享、可再生的低碳经济上了。
人类具有适应力和企业家精神。我们完全有能力重新开始。如果我们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比目前更光明的未来。让我们拥抱这一动荡的时刻，把它作为一个机会，开始投资于韧性、共同繁荣、福祉和全球健康。我们早已超越了自然极限;是时候尝试新事物了。
Translated by Shi Cong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