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断欧元的羽翼

法国总统萨尔科奇呼吁欧洲中央银行采取干预措施来抑制飞扬的欧元,这通常被视为他既不理解也不信任市场。确实,现在有人把萨尔科奇看作是传统戴高乐派人物。这些人想要通过人为地让欧元贬值来帮助法国的制造商。

但是,萨尔科奇相信货币市场并不自动地将汇率改变到与国际贸易基本面相符的水平之上,这会不会是有道理的呢?毕竟,在国际上可比产品销售的价格是不同的。例如,根据经济学人杂志报导,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包在欧元区的售价是大约三欧元,根据目前的汇率大致为四美元,但是在美国只有大约3.2美元。这表明欧元价格高估大约25%。

从过去三十年货币浮动可以清除地看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趋向于长期大幅摇摆游离于让可比商品在不同国家以可比价格销售的同位水平。因此像萨尔科奇那样的政坛人物可能会有理由争辩说中央银行应当采取干预措施来限制这样的摇摆浮动。

但是,包括许多中央银行职员在内的经济学家们通常并不苟同。尽管在实际货币市场上长期大幅摇摆不定,他们所谓的“理性预期模式”预计,汇率不应该永久地脱离于同位水平。他们相信他们找到了用模式方法精确预估货币交易者如何考虑以后的情形,因此他们就认为没有干预的必要,因为,除了暂时的脱离,市场总是合理决定了各种货币价值。

与此相反,“行为学派经济学家们”认为,某些货币可能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脱离同位水平,但是他们认为这并非由于交易者们试图解释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情况,而是由于市场心理和非理性的交易。对于他们而言,干预与其说没有必要,不如说不可能。面对大幅波动,中央银行对于抵消交易者们争购某一种货币、进一步脱离其历史基准水平的非理性狂热无能为力。毕竟,投机性货币流动占据货币市场上每天两兆美元交易的95%。

但是,“理性预期”和“行为学派”两种模式在评估政策干预上都存在根本性的缺陷。这两者看起来大相径庭,它们都试图对人类行为作出精确的预计,而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两者都不考虑到这一事实,即理性既取决于个人对于历史和社会不完善的理解,也取决于他们的动机。他们还忽略了个人创造性所带来的市场结果以及不可预计的社会政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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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经济分析认真考虑这一“不完善的知识”,我们预估市场结果的内在有限能力的后果也就变得清晰了。在货币市场上,基于国际贸易的同位水平只不过是交易者们考虑的众多因素之一。为了试图应付不完善的知识,他们在关注其他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时候并不丢失理性,因而争购某一种货币脱离其同位水平。

欧元近来相对美元升值就是一个例证。在大多数情形下,欧元的大幅升值是对美国巨额经常项目赤字、欧元区经济高涨以及欧元区利率上升等情况的反应。在交易某种货币之时,考虑这样的基本面哪里有非理性呢?

当然,长久性的脱离同位并不能长久。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可能会将某一种货币价值争购到进一步高于同位水准,他们同时更为关切返回同位的反方向变动、进而是资本损失,这就温和了他们的欲望,增加长期持有。

这一风险概念建立在被人忽略的凯恩斯的洞察之上。凯恩斯十分清楚理解资本市场价格波动的不完善知识的中心地位。而且,将在某一货币市场持有多头的风险与汇率偏离同位水平联系在一起表明了思考中央银行如何影响市场来限制偏离同位。

每个月,中央银行都根据分析公布其对同位价值的范围估计。与精确价值不同的是,它反映的是有关某一货币同位固有的不完善知识。在汇率偏离其范围之时,中央银行定期公布将会提高货币交易者们的顾虑,也就是其他交易者将会认为持仓越发具有风险。这就会降低他们这样做的意愿,从而限制货币波动的幅度。

这一战略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应当试图把汇率限制到预先确定的指标范围之内。鉴于货币市场上每日的巨大交易量,这样的企图几乎肯定失败,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相反,在本文中提议的“限制波动”策略意味着,在汇率进一步偏离同位水平的时候,中央银行应当使用它们的储备出其不意地进行干预,以便加强其定期公布同位范围对于交易者更大感受资本损失的效果。

我们提议减低而非消除偏离同位的波动认为,价格波动对于市场确定保证不确定回报的资产价格而言是关键的。但是货币波动如果过于巨大和持续就会阻碍实际经济活动。这也就是为何干预有时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公开承认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知识有限方能使得这样的政策有机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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