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好气候超调

巴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  揭示了许多人担心但又不愿承认的事实：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未能减少意味着全球变暖可能会超过 1.5 摄氏度（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2015 年巴黎气候协议的这一关键目标现在“命悬一线”。即使排放“最迟在 2025 年之前达到峰值”，IPCC 指出，并且“到 2030 年减少 43%”（包括甲烷减少三分之一），“我们暂时超过这个温度阈值仍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在本世纪末回到它之下。”

如果避免突破 1.5°C 在技术上仍然可行，我们当然不应该放弃。但是，机会之窗的关闭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而且地缘政治分歧的加深——由于大流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迫在眉睫的粮食、能源和债务危机而加剧——对于我们所需要的合作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通过超过 1.5°C，但随后采取措施在本世纪末将温度降至该阈值以下，将让我们处于 IPCC 所称的“超调”情景。尽管气候模型早就考虑了这种可能性，但对于如何降低它所带来的环境和政治风险知之甚少。

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1°C，对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每增加十分之一度，都会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的严重性和频率，提高对健康、食物、水、生计和生物多样性的风险。当我们到达 2°C 时，许多人类和自然系统将处于极度压力之下；一些生态系统将难以生存，而其他生态系统将不复存在。

更糟糕的是，超调会增加 IPCC所描述的 “环环相扣且不可逆转的气候影响”的风险。其政治后果也同样显着。对许多人来说，1.5°C 已成为千钧一发——象征着人类降低气候风险的能力和意愿。突破它可能会导致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强有力的反应，但它也可能导致沮丧和宿命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开始计划的原因。

为此，我将主持一个新的全球气候超调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由 16 位不同背景的杰出领导人组成，将考虑如何最好地管理 1.5°C以上 的世界的物质和政治风险。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全球南方，包括几位前政府首脑、部长和高级官员。我们将在 2023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提出一项综合战略，以应对气候超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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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我们将在没有经常阻碍此类讨论的政治和组织的掣肘的情况下开展这项重要工作。我们准备考虑所有选项，包括有时被认为太有争议而无法在其他论坛上提出的想法。

例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并且应该继续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已经不再足够。现在有更多的方法。例如，我们将探索从大气中大规模去除二氧化碳的潜力。如果我们想实现净零排放，这是不可避免的，更不用说地球开始恢复所需的净负排放了。但是，虽然有很多方法去除二氧化碳——包括基于自然的和技术的方法——但没有一种具有现成规模，而且这一战略的许多要素仍然存在争议。

我们还将探索在应对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影响所需的规模上改进和扩大适应措施的途径，尽管这方面的可行限度仍不清楚。最后，我们将考察对“阳光反射方法”的研究，这是一种旨在将一小部分入射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的干预措施。这个选项似乎是可行的，但它会带来全球风险，隐含着重大的治理挑战。

我们的目标是首次将所有这些选项整合到一个文件中，权衡采取行动的风险与迅速变暖的世界带来的风险，并在独立的科学建议和利益相关者协商的基础上推荐一项综合战略。我们的超调战略必须有效、稳健和合乎道德，以现有最佳证据为基础，并符合正义、公平和对国际法的尊重。只要这些原则适用，我们就会保持开放的态度。午夜将临，我们不能放弃任何选择——至少在我们对它们进行全面调查之前是这样。

我们必须面临行动不足的后果，承担这个重任，这是一种悲哀。但为没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做好准备是最高责任。这意味着考虑一切潜在应对措施，让人类和地球的损失与苦难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