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合流的挑战

波士顿—由于企业的贪婪、个人的不良行为、国际谈判的僵局以及公众和政策制定者长期缺乏紧迫感，气候变化并不是唯一达到临界点的缓慢危机。同样的因素也导致抗生素耐药性 (AMR) 急剧上升。

AMR对人类健康构成的威胁程度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抗生素失去效力或效果已经导致每年近120万人死亡，比艾滋病和疟疾都要多。

一些学者注意到应对气候变化和AMR有着相似的难点。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讨论这些危机趋同所造成的损害。

在世界各地，生活在城市贫民窟的人们面临着气候相关压力和药品不再有用的双重挑战。即使在没有政府监测耐药感染的地方，贫民窟的本地医生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由于劣质药物的广泛使用、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以及污水和饮用水混流，这些地区出现了耐药菌株。

一些报告表明，气候变化导致疾病动态和耐药性发生变化。需要更多研究来建立联系，但很明显，气候变化迫使人们搬到人口高度密集地区，增加了贫困，也让环境卫生设施严重不足。

这些环境非常适合耐药性感染的出现。事实上，最近一些最严重的病情出现在南亚受污染重、收入低的城镇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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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社区遭受气候变化破坏力最大的影响，以及耐药性感染可能对低收入群体影响畸高，这并非巧合。但气候变化并不是导致弱势社区AMR增加的唯一的全球性问题。

一些证据（尽管有限）表明气候变化与冲突之间存在相关性，而冲突与耐药性感染之间的联系已经确认。冲突让医院不堪重负，病人无法获得治疗。冲突还毒害环境，让新菌株繁殖。冲突地区的社区感染风险高，接受适当抗生素的可能性低。

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后出现的伊拉克杆菌（Iraqibacter）等微生物提醒人们，冲突仍然是导致多重耐药性感染的一个强大又未被充分认识的驱动因素。再一次，那些无法搬到安全地区的弱势群体受其影响最深。

如果有理由相信气候变化和冲突相关，那么可以笃定地认为受这些危机影响的社区，受到AMR影响也将畸高。

就像气候变化和冲突的关系，最有可能发生抗生素耐药性的人，根本无法参与如何面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全球各国首都起草的行动计划与具体的现实脱节。例如，巴基斯坦的小农明知大多数可用的抗生素不再对牛或家禽有效，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局没有采取措施让他们参与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些农民几乎没有选择，只能继续增加使用剂量，或用可以搞到的药物混搭。

真正的全球AMR措施充足的资金和各层面政策制定者的支持，已经拖延了很久。最近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将这个问题带到国际讨论的前沿。但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两年多之后，人们似乎没有兴趣直面另一场全球健康危机。

也许让对抗 AMR 的斗争获得动力的一种方式是不仅要讨论病原体，而是提高对气候变化、冲突和 AMR 对人类和地球的综合影响的认识。这些危机的交汇对人和地球的健康构成了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