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水长城

伦敦—今年夏天，东亚季风重创中国。到7月底，433 条河流发布洪水预警，成千上万座房屋和企业被毁，数百万人几乎无家可归。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上升至创纪录的22.6米，东部的江西省（人口4,500万）被迫宣布“战时”措施。20多年来，中国公民从未遇到过如此大的灭顶之灾，而这可能只是开始。

破坏性的洪水对中国来说并非新鲜事，大江大河的力量中国人民已经领教了几千年。历史上，政治稳定往往取决于政府治水的能力。中国上一次遇到灾难性洪水是在1998年，3,000多人死亡，1,500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高达240亿美元。洪水的政治重要性体现在，中国政府立即实施了新措施——从基础设施投资到土地用途改革——以防灾难再度发生。

此后，在现代化和先进工业化的推动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大量水利基础设施。在过去20年中，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调整水利系统，不但避免了1998年洪灾复现，还创造了足够多的水电保持其工业化。如今，长江上建起了全球都前所未见的一连串大坝和基础设施。

这一系统皇冠上的明珠便是三峡大坝，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坝，设计的初衷正是为了平缓洪峰。2010年，东太平洋反常强度的拉尼娜周期给三峡大坝带来了第一次重大考验。当年7月，三峡大坝出库流量控制在每秒70,000立方米。水库水位上升了四米。但大坝经受住了考验，避免了灾难。这使得中国现在能够安枕无忧，坚信长江已被征服。

但水管里永远是权宜之计，因为风险永远无法消除。三峡大坝水库再一次危险地填满了，征服动员军队加强作为下游社区和企业最后一道防线的防洪堤。尽管长江洪水控制系统不可能完全失败，但中国官员的担忧是正确的。除了实体影响，大失败还会造成严重深远的政治后果。

对中国当前现状很有借鉴意义的历史先例是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在始于1926年夏天的连续几个月的大雨后，密西西比河支流水满溢坝。洪水淹没了70,000平方公里土地，700,000人流离失所。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当时的美国人也坚信控制大自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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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立即造成的灾难之外，密西西比大洪水还产生了三个持久的影响。首先，它说明控制河流只是个幻想；河流可以管理，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昂贵的固定坝投资必须辅之以深思熟虑的动态水系管理方针。不能光靠水泥。泄洪区、保险和土地使用政策也要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成功的洪水管理需要让所有本地相关利益方的声音都得到聆听。在密西西比大洪水过去近一个世纪后，美国官员仍在乘船考察下密西西比地区，听取沿河社区意见。在这一实时民主工作进行过程中，权力最大的机构也必须依法聆听、承认和考虑当地意见。

最后，洪水在全球实力平衡正在发生转移的时候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当时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大英帝国正陷入了一场财政危机，而美国已成长为经济超级大国。美国正日益成为世界领先的谷物生产国，这意味着其农场和工厂成为其经济成功的根基。

危机伊始，领导响应政策的是时任商务部长胡佛（Herbert Hoover），他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自己宣传做得好）。一年后，胡佛利用这一支持赢得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并最终当选总统。

但与此同时，在大平原发生旱灾后，下密西西比河流域农民的强烈不满日益加剧。这一政治后果导致了一股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潮流，并最终演变为为保护美国农产品而制定的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关税的实施很快变成了二十世纪最有破坏力的贸易战，令大萧条雪上加霜。密西西比后水的影响也随着全球经济的贸易路径而国际化。

中国的情况会如何还远未可知。在中国官员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即使是未遂的情况也应该引起对当前水资源管理方针的反思。二十世纪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河流可以被管理，但永远无法被控制，而随着气候的变化，它们必然会变得更加难以驾驭。

世界其他地区应该紧密关注长江流域的情况。历史告诉我们，河岸危机总是会加剧社会紧张和政治动荡。中国发生真正的灾难性洪水的后果也不可能只影响到中国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