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67f0346f86f900c795f0c_m4688c.jpg Barrie Maguire

走向全球的中国公司

纽约——中国经济正在迈出又一大步:其制造部门的一部分正在朝增值链的高端转移,并在走出国门。中国挑战如今已成为全球挑战。

个中原因不难看穿。中国沿海省份(该国大部分制造和服务产品的生产和外国直接投资坐落于此)的生产成本(工资、租金、土地、资本等)已出现快速上升。去年一年,12个沿海省份(包括北京)的最低工资平均上升了21%。

与此同时,人民币也在升值,这使得国内出口导向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变得更贵了。这绝非小事,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活动(从玩具制造到数据输入服务)来说尤其如此,不管是外国跨国公司(占中国出口的二分之一强)分公司还是国内公司,都在失去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为了维持其出口导向生产基础,产出必须向增值链上端转移,转向更精致成熟的产品。跨国公司可以在其一体化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做到这一点——其生产网络使其能够组织起公司内部的国际劳动分工。其生产链的任何部分都可以部署在最有利于公司国际竞争力的地区。此外,这类公司拥有在全球寻找正确投资地的经验。

中国国内公司也必须面对这一压力。这方面,中国迅速深化的技能和技术帮了大忙。这部分地反映了外国子公司的培训成果,但主要原因还是中国政府在不懈地推进教育和培训,鼓励从外国公司向国内公司的技术转移,特别是培育自身的研发实力。

简言之,生产更成熟商品和服务的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生产者需要做好面临与日俱增的来自中国的竞争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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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将迅速地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印尼、相邻的越南(在越南,中国公司已经设立了大约1000家子公司)以及众多非洲国家。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并从本世纪初就开始得到政府“走出去”政策的支持(通过鼓励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数据说明了一切:2008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额在2007年230亿美元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多,达到了520亿美元,2009年又更上一层楼(同一年,由于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暴跌50%),并于2010年达到680亿美元。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不计香港)。

这一发展态势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了通过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攫取贸易收益的新机会。这些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事实上是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应该更多地将目标投向中国公司,吸引它们前来投资。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应该把目标局限于国有企业,中国还有越来越多的活跃中小私人企业,范围涉及经济的所有部门。

但有一点必须注意:中国有着广袤的远不及沿海省份发达的内陆地区。中国政府正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框架下推出特别措施开发这些地区,包括建设现代基础设施、推进高质量教育、支持科学技术(均为生产区位的关键决定因素)以及鼓励投资。结果,需要迁移生产线、又不想通过“走出去”实现多元化的沿海省份公司可以选择迁往中国内陆。

其中的模式是显而易见的:当今的发达国家以前也发生过迁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情况,总部设在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公司将生产线迁往发展中国家。在亚洲,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便曾是受益者。

当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在这些国家变得太高时,生产便转移到了别处。这种制造的迁移一直伴随着信息密集部分变得可贸易的服务的离岸化。

如今的开放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使得公司能够把生产放在最有利于其国际竞争力的地方,中国本身也从中获益良多,现在,中国也开始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了。

政府需要调整政策以适应生产的全球迁移。它们应该通过建立培训项目、刺激创新、在提供社会安全网的同时维持或创造鼓励“创造性破坏”的竞争性环境等办法帮助本国公司适应生产者的离去。

类似地,吸引从其他地方流出的生产线的政府需要出台能让它们获得全球生产迁移最大好处的政策,从而进一步发展本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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