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典礼恰逢巴黎气候协定五周年后的一个月，这算得上是全球对抗气候变化斗争的姗姗来迟的进展。尽管最近主要排放国纷纷做出到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但当前趋势仍不足以阻止全球变暖幅度超过2℃——这一目标必须达到，否则人类社会将遭到灭顶之灾。
幸运的是，我们至少可以定量分析未来的挑战。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19年全球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330亿吨——这个数字最终将减少到净零。
碳捕捉与储存（CCS）可以移除空气中的碳，但其成本波动很大。假设这项技术可以以每吨100美元的平均成本推广，可以算出消除2019年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耗资3.3万亿美元。再假设——不失合理性——与全球变暖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相关的缓解成本为100每吨一百元，可以将这个数字与德国经济所创造的财富相比，后者2019年GDP可达3.861万亿美元。由此可见为了阻止气候变化加剧每年所要付出的惊人的代价。
对经济学家来说，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按照“谁污染谁掏钱”的原则。各国应该对境内每吨二氧化碳排放课税或制定100元的价格，用所得收入购买采用CCS的企业所消除的碳。这一选项的问题在于它根本没有可能很快实施。许多选民会反对这一方针，指出这会给经济弱势群体畸高的成本。但不要忘了，这些人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群体。
更紧迫的任务应该是动员全球规模部署CCS所需要的资金。巴黎气候协定的一个主要弱点（除了其“国家自主贡献”不具约束力以外）便在于它只针对排放量，而几乎没有让碳定价起作用。如果能有更明确且得到普遍应用的碳定价，我们就可以同时实现抑制排放、鼓励CCS等去碳化技术的创新和投资，并将其用于把碳从空气中消除。
现在我们考虑欧盟，它承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在2030年实现减排55%。许多成员国已经实施了具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包括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和瑞典）。要进一步推动，欧盟可以利用其15年前所建立的排放市场。这一强大机制已覆盖欧盟45%的排放，但仍可以改进。
由于欧洲碳市场最初的目标只是碳排放量——基于限额-交易结构——导致碳定价波动极大。因此，在全球金融机爆发后，这一市场失去了80%以上的价值，此后多年来一直萎靡不振。直到最近，欧盟委员会才认识到必须更加注重碳定价，最新价格为每吨30多欧元。
到目前为止，碳定价是最有效的减排之道，因为它能持久改变排放国的决策。碳定价越高，转向低碳或零碳能源、实施长期清洁能源项目的激励就越强。这些项目的潜在比较优势必然能够吸引更多关注。
但高昂的碳定价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价格必须逐步提高，其节奏必须与碳中和目标相符。欧盟委员会开始考虑提价，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能够事先公布碳定价目标，可以大大增强这一战略的效果。为推动这一思路，我成立了欧洲碳定价任务组（Task Force on Carbon Pricing），其成员不仅有经济学家和政策学者，也包括明白需要明确的市场信号让他们及时做出正确投资的企业领袖。
放眼全球，越来越多的政府——从日本和韩国到新西兰和英国——宣布了净零排放目标。中国最近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尤其重要，因为它是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其总（而非人均）排放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此外，中国已经建立了碳市场；但和欧洲的例子一样，如果有更明确的碳定价，这一机制可以得到更有效的使用。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的合作，因此，欧洲谈定价任务组与国际金融论坛（一家中国智库）联合发起了一项计划，推动一致的碳定价。美国联邦政府的谈政策方针即将迎来重大变化，也可以在这方面起到主要作用。除了重申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承诺，拜登起用理性的其后决策者担任要职，如前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美联储前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她领导着一个气候变化和金融30人小组（Group of 30 Working Group on Climate Change and Finance）。耶伦在向媒体演示30人小组的发现时，明确表示她能够理解挑战，指出 “碳定价应该逐步升高，为企业创造激励，加快迈向净零的速度。”
不消说，世界三大排放者——欧洲、美国和中国——发起碳定价联合项目能大大加强遏制气候变化的全球措施。我们已经知道，碳定价对于兑现所有最近所作的碳中和承诺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可信的全球框架填补巴黎协定的这一空白，解决人类最艰巨挑战的最后一环终于具备。
巴黎—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典礼恰逢巴黎气候协定五周年后的一个月，这算得上是全球对抗气候变化斗争的姗姗来迟的进展。尽管最近主要排放国纷纷做出到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但当前趋势仍不足以阻止全球变暖幅度超过2℃——这一目标必须达到，否则人类社会将遭到灭顶之灾。
幸运的是，我们至少可以定量分析未来的挑战。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19年全球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330亿吨——这个数字最终将减少到净零。
碳捕捉与储存（CCS）可以移除空气中的碳，但其成本波动很大。假设这项技术可以以每吨100美元的平均成本推广，可以算出消除2019年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耗资3.3万亿美元。再假设——不失合理性——与全球变暖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相关的缓解成本为100每吨一百元，可以将这个数字与德国经济所创造的财富相比，后者2019年GDP可达3.861万亿美元。由此可见为了阻止气候变化加剧每年所要付出的惊人的代价。
对经济学家来说，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按照“谁污染谁掏钱”的原则。各国应该对境内每吨二氧化碳排放课税或制定100元的价格，用所得收入购买采用CCS的企业所消除的碳。这一选项的问题在于它根本没有可能很快实施。许多选民会反对这一方针，指出这会给经济弱势群体畸高的成本。但不要忘了，这些人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群体。
更紧迫的任务应该是动员全球规模部署CCS所需要的资金。巴黎气候协定的一个主要弱点（除了其“国家自主贡献”不具约束力以外）便在于它只针对排放量，而几乎没有让碳定价起作用。如果能有更明确且得到普遍应用的碳定价，我们就可以同时实现抑制排放、鼓励CCS等去碳化技术的创新和投资，并将其用于把碳从空气中消除。
现在我们考虑欧盟，它承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在2030年实现减排55%。许多成员国已经实施了具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包括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和瑞典）。要进一步推动，欧盟可以利用其15年前所建立的排放市场。这一强大机制已覆盖欧盟45%的排放，但仍可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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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欧洲碳市场最初的目标只是碳排放量——基于限额-交易结构——导致碳定价波动极大。因此，在全球金融机爆发后，这一市场失去了80%以上的价值，此后多年来一直萎靡不振。直到最近，欧盟委员会才认识到必须更加注重碳定价，最新价格为每吨30多欧元。
到目前为止，碳定价是最有效的减排之道，因为它能持久改变排放国的决策。碳定价越高，转向低碳或零碳能源、实施长期清洁能源项目的激励就越强。这些项目的潜在比较优势必然能够吸引更多关注。
但高昂的碳定价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价格必须逐步提高，其节奏必须与碳中和目标相符。欧盟委员会开始考虑提价，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能够事先公布碳定价目标，可以大大增强这一战略的效果。为推动这一思路，我成立了欧洲碳定价任务组（Task Force on Carbon Pricing），其成员不仅有经济学家和政策学者，也包括明白需要明确的市场信号让他们及时做出正确投资的企业领袖。
放眼全球，越来越多的政府——从日本和韩国到新西兰和英国——宣布了净零排放目标。中国最近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尤其重要，因为它是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其总（而非人均）排放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此外，中国已经建立了碳市场；但和欧洲的例子一样，如果有更明确的碳定价，这一机制可以得到更有效的使用。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的合作，因此，欧洲谈定价任务组与国际金融论坛（一家中国智库）联合发起了一项计划，推动一致的碳定价。美国联邦政府的谈政策方针即将迎来重大变化，也可以在这方面起到主要作用。除了重申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承诺，拜登起用理性的其后决策者担任要职，如前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美联储前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她领导着一个气候变化和金融30人小组（Group of 30 Working Group on Climate Change and Finance）。耶伦在向媒体演示30人小组的发现时，明确表示她能够理解挑战，指出 “碳定价应该逐步升高，为企业创造激励，加快迈向净零的速度。”
不消说，世界三大排放者——欧洲、美国和中国——发起碳定价联合项目能大大加强遏制气候变化的全球措施。我们已经知道，碳定价对于兑现所有最近所作的碳中和承诺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可信的全球框架填补巴黎协定的这一空白，解决人类最艰巨挑战的最后一环终于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