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剑桥——在2017年危机之后，美国——在很多方面乃至于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爱尔兰诗人叶慈在《耶稣重临》（The Second Coming ）一诗中的恐怖预言“一切已四散，核心难保全”究竟会不会成为现实？整个局面会不会继续呈现出“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事态虽然很难让人放心，但现在预测失败还为时过早。
美国现在有了这么一位总统：他经常利用自己的推特账号对核武国家领导人，美国新闻媒体，属下内阁成员以及宗教和种族少数群体大肆鞭挞，同时却对那些贬低民主、宽容和国际法价值观的人大加赞扬。
相比一年之前，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这类国家变得更为独裁，更民族主义在世界舞台上也更加蛮横。而朝鲜这个即将获得远程投送核武能力的国家肯定会迎来更好战且可能更捉摸不定的领导人。
欧洲也在2017年面临考验。除英国决定退出欧盟之外，极右翼势力几十年来首次赢得了德国联邦议院席位，极右政党和候选人在好几场欧洲国家选举中都夺得了高于以往的支持率。 在11月中旬有6万人在华沙游行，要求建立一个“白色欧洲”。
可见四处确实是充斥着“炽热的狂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那些令过去几十年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好时代——在生活水平，人类解放，科学和艺术进步，苦难的减少，或者早夭和暴力致死事件的最小化方面——的诸多传统和理解。
事物还能聚合在一起吗？还有保全某种类型的核心吗？金融市场对此的看法相当乐观。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美国股市连创新高，体现当前和预期未来波动的各项指标均处于历史低位。甚至有些别国股票市场表现得更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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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高股价/低波动性看似出乎意料，但它们可能反映了股市表现和地缘政治事件的有限相关性。日本袭击珍珠港，肯尼迪总统遇刺和9·11恐怖袭击事件都没有对经济产生持续的影响。而那些最大规模的股市动荡（如1987年股灾）则通常发生在没有重大外部消息的时候。
股票市场持续高涨，因为它们是由大量企业集合而成，而今年企业利润呈现不断上升且可预测的态势。但这一情形将持续多久则难以判断，投资者风险也在逐渐累积，因为他们有可能追加杠杆或寻求在市场下滑的情况下抛货的策略——比如当代版本的投资组合保险。值回顾的是，1987年股市暴跌之前市场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泡沫。
此外还有金融机构的健康问题。虽然大公司似乎比危机之前拥有更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但有一些市场风险指标显示，危机可能并不像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遥不可及。尽管资本明显大幅增加，杠杆率也随之下降，但银行股的波动性却并未像金融理论预测的那样大为减少。
金融市场被人们（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广泛引用来作为对当前情况的安慰剂。但是金融危机的再度爆发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甚至让那些更为极端的民粹民族主义者篡夺权力。在这种情形下，核心将再也无法保全。
除了影响市场价格的短期风险之外，还存在着经济下滑的问题。好消息是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保持着正面情绪。通货膨胀也似乎不太可能失控加速并迫使各国向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倾斜。大多数预测者都认为近期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较低。
但衰退是无法提前预测的，就算是提前六个月也不可能。美国目前的经济扩张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由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领导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出现政策失误的风险极高。我会把未来几年的年度经济衰退概率定在20~25％。可见美国经济在未来三年内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较大。
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对抗经济衰退的传统战略——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0个基点 ——将无法在今年动用，因为利率没法低于零。同时实施财政扩张的意愿或余地显然也不存在。
这意味着下一次经济衰退会跟上一次一样漫长而深重，并引发严重的全球性后果。而正如2009年伦敦G20峰会上体现的那样，做出全球性应对的政治能力似乎也不存在。这只要将当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 的全球愿景与当下特朗普和总理特蕾莎萨·梅（Theresa May）的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
每当相当一场严重经济衰退对政治和政策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都不寒而栗。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迁怒（于某些群体）行为的卷土重来似乎无法避免。在这样的情境下，如同爆发另一场金融危机一样，核心也不难以保全。
但我认为未来几年最大的风险既不是市场崩溃，也不是衰退，而是选民认定政府并未为他们有效服务的政治死循环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那些借助怨恨情绪上台的候选人削弱了他们所领导政府的合法性，进而激发了更多的不满情绪，甚至推动问题更大的新领导人掌权。愤世嫉俗的情绪弥漫四周。
不然我们该如何解释罗伊·摩尔（Roy Moore）会成为美国国会参议员候选人呢？此人曾两度因故被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罢免，还有切实证据显示他在30多岁的时候性骚扰过多名女童，但其很多同僚对此视若无睹，给了他踏入国会的机会。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政府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失去信心，这就会激励政府通过集中关注那些只有它可以解决的威胁来赢得民众的支持。这就是为何在那些弥漫着愤怒和未来不确定性的社会中贬损少数群体的倾向性日益上升，也是为何官员们总是偏向于夸大外来威胁。
我们正在世界各地看到这种现象。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把民族主义作为其执政战略的核心内容。特朗普也是如此，他直截了当地对国际社会表示抗拒，认为民族国家之间只存在着争夺竞争优势的不懈斗争。
当美国这个坚持了近75年国际社会理念的主导势力抛弃了这一理念，转而赞同看人下菜碟式的协议制定，其他人也别无选择，只能效仿。那些无法再依赖美国的国家感觉有必要去确保自身安全。而美国的对手也不可避免地会去填补美国撤退时留下的空白。
税收，监管或预算政策的变化可以留待下任政府去废除（虽然点棘手）。但认为美国不再准备在国际社会站出来支持自身盟友的观念却是不太可逆的。即便美国重拾从前的承诺，也会给人留下承诺可以再次被打破的印象。一旦其他国家走上了新的道路，它们可能无法或不愿意扭转过程。
那么核心还能保全吗？国际秩序是否保持大致稳定？答案将取决于特朗普政府的选择以及他国政府的回应。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观察也不仅限于此任总统——特别是在特朗普的民望持续下降的时候。这就是为何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比以往更努力地展现出自身将继续致力于实现国内民主、繁荣以及领导全球社会的承诺。
发自剑桥——在2017年危机之后，美国——在很多方面乃至于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爱尔兰诗人叶慈在《耶稣重临》（The Second Coming ）一诗中的恐怖预言“一切已四散，核心难保全”究竟会不会成为现实？整个局面会不会继续呈现出“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事态虽然很难让人放心，但现在预测失败还为时过早。
美国现在有了这么一位总统：他经常利用自己的推特账号对核武国家领导人，美国新闻媒体，属下内阁成员以及宗教和种族少数群体大肆鞭挞，同时却对那些贬低民主、宽容和国际法价值观的人大加赞扬。
相比一年之前，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这类国家变得更为独裁，更民族主义在世界舞台上也更加蛮横。而朝鲜这个即将获得远程投送核武能力的国家肯定会迎来更好战且可能更捉摸不定的领导人。
欧洲也在2017年面临考验。除英国决定退出欧盟之外，极右翼势力几十年来首次赢得了德国联邦议院席位，极右政党和候选人在好几场欧洲国家选举中都夺得了高于以往的支持率。 在11月中旬有6万人在华沙游行，要求建立一个“白色欧洲”。
可见四处确实是充斥着“炽热的狂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那些令过去几十年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好时代——在生活水平，人类解放，科学和艺术进步，苦难的减少，或者早夭和暴力致死事件的最小化方面——的诸多传统和理解。
事物还能聚合在一起吗？还有保全某种类型的核心吗？金融市场对此的看法相当乐观。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美国股市连创新高，体现当前和预期未来波动的各项指标均处于历史低位。甚至有些别国股票市场表现得更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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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高股价/低波动性看似出乎意料，但它们可能反映了股市表现和地缘政治事件的有限相关性。日本袭击珍珠港，肯尼迪总统遇刺和9·11恐怖袭击事件都没有对经济产生持续的影响。而那些最大规模的股市动荡（如1987年股灾）则通常发生在没有重大外部消息的时候。
股票市场持续高涨，因为它们是由大量企业集合而成，而今年企业利润呈现不断上升且可预测的态势。但这一情形将持续多久则难以判断，投资者风险也在逐渐累积，因为他们有可能追加杠杆或寻求在市场下滑的情况下抛货的策略——比如当代版本的投资组合保险。值回顾的是，1987年股市暴跌之前市场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泡沫。
此外还有金融机构的健康问题。虽然大公司似乎比危机之前拥有更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但有一些市场风险指标显示，危机可能并不像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遥不可及。尽管资本明显大幅增加，杠杆率也随之下降，但银行股的波动性却并未像金融理论预测的那样大为减少。
金融市场被人们（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广泛引用来作为对当前情况的安慰剂。但是金融危机的再度爆发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甚至让那些更为极端的民粹民族主义者篡夺权力。在这种情形下，核心将再也无法保全。
除了影响市场价格的短期风险之外，还存在着经济下滑的问题。好消息是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保持着正面情绪。通货膨胀也似乎不太可能失控加速并迫使各国向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倾斜。大多数预测者都认为近期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较低。
但衰退是无法提前预测的，就算是提前六个月也不可能。美国目前的经济扩张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由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领导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出现政策失误的风险极高。我会把未来几年的年度经济衰退概率定在20~25％。可见美国经济在未来三年内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较大。
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对抗经济衰退的传统战略——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0个基点 ——将无法在今年动用，因为利率没法低于零。同时实施财政扩张的意愿或余地显然也不存在。
这意味着下一次经济衰退会跟上一次一样漫长而深重，并引发严重的全球性后果。而正如2009年伦敦G20峰会上体现的那样，做出全球性应对的政治能力似乎也不存在。这只要将当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的全球愿景与当下特朗普和总理特蕾莎萨·梅（Theresa May）的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
每当相当一场严重经济衰退对政治和政策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都不寒而栗。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迁怒（于某些群体）行为的卷土重来似乎无法避免。在这样的情境下，如同爆发另一场金融危机一样，核心也不难以保全。
但我认为未来几年最大的风险既不是市场崩溃，也不是衰退，而是选民认定政府并未为他们有效服务的政治死循环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那些借助怨恨情绪上台的候选人削弱了他们所领导政府的合法性，进而激发了更多的不满情绪，甚至推动问题更大的新领导人掌权。愤世嫉俗的情绪弥漫四周。
不然我们该如何解释罗伊·摩尔（Roy Moore）会成为美国国会参议员候选人呢？此人曾两度因故被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罢免，还有切实证据显示他在30多岁的时候性骚扰过多名女童，但其很多同僚对此视若无睹，给了他踏入国会的机会。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政府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失去信心，这就会激励政府通过集中关注那些只有它可以解决的威胁来赢得民众的支持。这就是为何在那些弥漫着愤怒和未来不确定性的社会中贬损少数群体的倾向性日益上升，也是为何官员们总是偏向于夸大外来威胁。
我们正在世界各地看到这种现象。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把民族主义作为其执政战略的核心内容。特朗普也是如此，他直截了当地对国际社会表示抗拒，认为民族国家之间只存在着争夺竞争优势的不懈斗争。
当美国这个坚持了近75年国际社会理念的主导势力抛弃了这一理念，转而赞同看人下菜碟式的协议制定，其他人也别无选择，只能效仿。那些无法再依赖美国的国家感觉有必要去确保自身安全。而美国的对手也不可避免地会去填补美国撤退时留下的空白。
税收，监管或预算政策的变化可以留待下任政府去废除（虽然点棘手）。但认为美国不再准备在国际社会站出来支持自身盟友的观念却是不太可逆的。即便美国重拾从前的承诺，也会给人留下承诺可以再次被打破的印象。一旦其他国家走上了新的道路，它们可能无法或不愿意扭转过程。
那么核心还能保全吗？国际秩序是否保持大致稳定？答案将取决于特朗普政府的选择以及他国政府的回应。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观察也不仅限于此任总统——特别是在特朗普的民望持续下降的时候。这就是为何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比以往更努力地展现出自身将继续致力于实现国内民主、繁荣以及领导全球社会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