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新关税的高昂成本

纽黑文—乔·拜登总统的政府刚刚 宣布 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EV）征收100%的关税，这促使唐纳德·特朗普承诺如若在11月当选将对墨西哥制造的中国汽车征收200%的关税。这两项政策都不会对美国汽车市场产生显着影响，因为由于过去的关税和近年来席卷全国的反华情绪，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量微乎其微。尽管如此，该公告意义重大，原因有三。

首先，最新的关税——包括对从半导体到针头和注射器其他产品的大幅增税——是美中贸易合作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对于完全脱钩的否认可以抛诸脑后了。任何声称美国只是在 “小院”周围竖“高栏”，或者试图在不危及双边经济合作的情况下管理国家安全风险的借口都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战争中——这场战争将产生深远的地缘政治后果。

其次，关税预示着失败。 随着今年大选的临近，拜登和他的团队在民意调查中落后，这使他们不得不加入反华、反贸易的热情——当下，这已成为一个两极分化国家中为数不多的统一问题之一。此外，关税，以及美国抱怨中国产能过剩，给全球经济体系带来压力，表明对美国国际竞争力的根深蒂固的焦虑。

尽管此前美国采取了关税、出口限制以及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IRA）推行的激进产业政策，但这些担忧仍然存在。通过升级贸易战，美国政府实际上承认了这些此前的政策（尚）未兑现，面临逆风的中国仍在疾驰前进。即使关税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也是软弱的象征。

第三，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电动汽车关税严重破坏了总体气候变化议程。专家们一致认为，对于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的问题，时间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气候变化的成本也在增加，使我们愈加接近危险的地球 临界点。如果没有碳定价——这在美国已被证明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交通脱碳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第二好选择。

由于2010年开始的积极消费者补贴、对充电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以及有利于国产电池的国内含量要求，中国成为迄今为止最具价格竞争力的电动汽车生产国。通过这些政策，中国得益于网络外部性和干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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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削减法案》和欧洲绿色新政的几项条款——包括国内含量要求——旨在效仿中国的成功。但与中国相比，美国和欧洲在成本上处于劣势；人们可以争论中国过去使用国内含量要求是否“公平”，但事实是其电动汽车行业更具竞争力（尤其是在低价市场）。

既然无法改写历史，我们就应该努力利用历史创造的环境。从气候的角度来看，利用低成本生产的中国电动汽车将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现在，关税将推迟电动汽车的采用，并可能危及整个电动汽车市场。在最好的情况下，美国和欧洲生产商可以迎头赶上，但要经过多年。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将放弃电动汽车，因为在西方国家制造电动汽车成本太高。

除了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直接后果外，电动汽车关税还暴露了一些气候变化倡导者的虚伪，进一步破坏了进程。拜登政府表示，气候政策能促进发达经济体国内工人的利益则可，有利于中国则不可。许多西方人可能认为这种计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向印度等不太富裕的国家施压，迫使它们采取短期内可能代价高昂的绿色政策，将更加困难。连美国和欧洲都不愿意将环境置于短期经济利益之上，还有什么国家愿意这样做呢？

现在应该很明显，最近通过贸易保护促进国内经济利益的做法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然而，每当一套措施令人失望时，美国就会使冲突升级，希望额外的限制措施会更有效。在这个过程中，它破坏了它应该致力其中的进程（在本例中是应对气候变化）。

保持领先于竞争对手的最好方法是使绊子；而是通过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来跑得更快。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促进研发，刺激新思想的创造和交流，鼓励创新，以及利用国际人才。美国应该专注于创造下一个特斯拉，而不是为了超越低成本竞争对手而付出代价高昂的徒劳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