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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than two months into his second presidency, Donald Trump has imposed sweeping tariffs on America’s thre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with much more to come. This strategy not only lacks any credibl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t is putting the US on a path toward irrevocable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decline.
Today's profound global uncertainty is not some accident of history or consequence of values-free technologies. Rather, it reflects the will of rival great powers that continue to ignore the semi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underway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explains how Malaysia and other middle powers are navigating increasingly uncertain geopolitical terrain.
纽约—这个圣诞节，美国给了世界一份大礼——削减2.85亿美元联合国固定预算。联合国固定预算是其193个成员国的共识决定，但美国显然是最主要的削减派。事实上，除了在圣诞前夜宣布削减预算，美国驻联合国大事尼基·哈雷（Nikki Haley）还警告美国着眼于进一步削减预算。
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也不过如此了。预算削减将让联合国机构更加难以阻止战争、帮助数百万因为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给饥饿的儿童提供衣食、打击新出现的疾病、提供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以及促进穷人的教育和医疗普及。
特朗普总统和哈雷批评联合国运营的冗费问题，而改进的空间也确实存在。但投资于联合国给世界所带来的回报是巨大的，其成员国应该加大而不是减少对联合国组织和计划的投资。
从总量看，2018—2019年两年的联合国固定预算将在53亿美元左右，比2016—2017年减少2.85亿美元。年度支出将在27亿美元左右。美国承担比例为22%，即每年大约5.8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每年拿出1.80美元。
这1.80美元能给美国人带来什么？首先，联合国固定预算包括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秘书处（包括秘书长办公室、经济和社会事务局、政治事务局以及行政人员）的日常运营成本。当和平面临严重威胁时，比如眼下的美朝僵局，联合国政治事务局通常会站出来为重要的幕后外交斡旋提供便利。
此外，联合国固定预算还包括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开发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联合国人权高级委员、联合国地区机构（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联合国环境署、人权事务协调办公室（负责灾难响应）、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联合国妇女局（负责妇女权利）以及其他机构的配额，这些机构分别负责针对危机、冲突、贫困、流离失所、环境风险、疾病和其他公共需求的全球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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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联合国组织还接受来自个别国家的额外的“自愿”资助，这些资助用于UNICEF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专门项目。毕竟，这些组织承担着独特的全球使命和政治合法性，也具备在全世界各地展开工作的能力。
美国抨击联合国预算规模简直愚不可及，我们不妨将之与其国防预算相比较。目前，美国每年要在防务上花费7,000亿美元，即每天20亿美元。因此，联合国一整年的固定预算，大约相当于一天又九小时的美国军事支出。美国占联合国固定预算的比例大约等于七小时的国防支出。真是“浪费”。
特朗普和哈雷挤压联合国预算出于三个原因。其一是取悦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大部分美国人认可联合国的巨大价值，也支持联合国，但共和党选民中的右翼认为联合国是美国之耻。2016的一项皮尤（Pew）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联合国的认可度为64%，只有29%对联合国持负面态度。但（比如）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反复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
第二个原因是要节约浪费项目上的开支，这对于任何运营中的组织来说都是必要的。错误在于压缩总预算，而不是重新配置资金并增加在具有关键必要性的项目——与减少饥饿和疾病、教育儿童和防止冲突有关的项目——上的支出。
削减联合国预算的第三个也是最危险的原因是以美国“主权”为名弱化多边主义。美国是主权国家，特朗普和哈雷指出，因此愿意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不管联合国或其他国家如何反对。
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耶路撒冷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哈雷告诉全世界：“美国将把大使馆设在耶路撒冷。这是美国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也是正确的事。联合国投票不会带来任何不同。”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成员国一边倒地反对美国单方面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这一主权观极其危险。显然，它取代了国际法。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一再确认，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问题是一个国际法问题。美国厚颜无耻地宣布了它能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联合国宪章所支持的国际合作岌岌可危。
但美国自身也面临巨大的危险。当美国不再聆听其他国家的声音时，其巨大的军力和傲慢常常会导致自作自受的灾难。特朗普和哈雷这样的“美国优先”派，每当其他国家反对美国外交政策时便怒不可遏；但这些其他国家也常常给出美国理应笑纳的谈成的好建议。比如，联合国安理会2003年反对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不是为了削弱美国，而是为了保护它、伊拉克和全世界不会因为美国的恚怒和无视事实而蒙受损失。
“呸！骗子！”斯克鲁奇说。但查尔斯·狄更斯要说的乃是，斯克鲁奇因为他的傲慢、贪婪和无礼而沦为人生大输家。